另一件事是结识了一位美国人，即纽约新立社会研究院的爱德华·海曼，他原是汉堡的德国犹太人。这位了不起的大学教员做的报告，特别是与他进行到深夜的广泛交谈，使我开阔了眼界。海曼在流亡之前曾是一位虔诚的社会主义者，属于保尔·迪利希（保尔·迪利希（1886~1965），著名神学家、教授，1933年从德国移居美国——译者）圈内的人物。我第一次从他那里聆听到了天主教社会学。海曼也促使我阅读关于美国革命的小册子。尽管他热爱自己的新故乡美国，但他受的欧洲教育仍很突出。他的思想扎根于德国历史和文化的土壤，也扎根于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的思想土壤。因此，“自由和秩序”成了他的座右铭。他在美国看到自由是有根基的，而他对秩序的必要性的认识很可能是从欧洲带去的。爱德华·海曼是我直接接触到的第一个伟大的美国人。

不久以后，我第一次访问了美国。在此期间，我去美国旅行几乎有100次了。除了爱达荷州和南北两个达科他州外，我游遍了美国所有的州，学到了许多东西。谁要是肤浅地用法国或德国的尺度来衡量美国及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那么他对许多东西就会感到不可思议，对有些东西会觉得吃惊，而对另一些甚至感到不喜欢。同样，如果美国人把他们南部各州的气质和“到西部去的特征”作为批评欧洲人的尺度，也会发现对许多东西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他们对欧洲2000年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的了解并不多。但由于我们，即美国人和欧洲人，曾相互依靠，并将保持相互依靠，因此我们双方应当做出巨大努力，以使我们彼此能更好地了解。喷气式飞机、通信卫星和电视都给我们提供了可以用来进行相互接触和彼此学习的技术手段。但是，只要德国电视台年复一年地把美国朋友塑造成在越南的士兵模样，然后又突出达拉斯或丹佛1982年开始在联邦德国电视台连续播放美国系列故事片《达拉斯》和《丹佛家族》，分别描写美国两个家族的发迹、兴旺和内部的腐败，引起强烈反响——译者没落的资本主义家族形象，或者美国电视台把绝大部分德国人都表现为希特勒的士兵，甚至当成冲锋队的刽子手，接着又描述成好斗的和平主义者，那么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就会一再发生困难。

1950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旅行还有做生意的任务。我代表汉堡港出席在芝加哥纳维皮尔举办的一个国际博览会，历时几周。尽管除了芝加哥以外，我在纽约和德卢斯只分别待了两天，但我在此行中的确闻多见广。我本能地被美国吸引住了，我对美国的倾慕之情便由此开始。

汉堡港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我的两位上司，即当时的汉堡市经济部长卡尔·席勒、港务局长恩斯特·普拉特和我本人所能拿出来的东西，不过是重建的方案和模型，我们力争人们相信汉堡的未来。事实上我们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尽管如此，兴致勃勃的美国观众跑到我们展台说：“很有意思。但有一点我想知道，苏联人在你们汉堡表现得怎样？他们允许你们到我们这儿来吗？”汉堡是在被分裂了的德国的西边，对此，提问者显然并不知道。不过，居住在美国中西部的人难道应当知道这一点吗？当时汉堡人也不清楚，西雅图究竟是美国的还是加拿大的。

我的两位上司在博览会正式开幕后就启程了，我便搬进一家便宜的小旅馆，这样很快结识了一批偶然相遇的人。我阅读美国报纸和杂志，听广播，晚上逛闹市，对美国惊叹不已。有一个印象在当时油然而生，这个印象直到35年后的今天，只要谈到美国人民时，我仍然首先要加以称道，这就是：美国人民的巨大活力。

巨大的活力和乐观主义情绪产生了一种典型的美国态度，就是：“别担心，我们会办成的。”而有了这种态度，最后也会取得成功。当然，这种活力和乐观主义情绪常常喜欢把事情和问题简单化，有时简单到超出了可以允许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