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机场以仪仗队迎接我，一群身穿彩色服装的孩子欢快地呼喊着口号，挥舞黑、红、黄三色小旗。姑娘们佩戴着纸做的长条飘带和花，手里拿着花束，另一些姑娘们在头发上别着颜色各异的发卡。这是中国的传统。关于邓小平，《科隆市导报》当时写道：“人们认为，邓有时可以毫不客气地批驳一个不全神贯注的、离开话题和思想开小差的谈判对手。联邦总理按理应当喜欢这位已七十高龄、看起来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却是很有权威的人物。”不错，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邓小平。

北京先是给我一个出乎意料的“非中国”的印象。一条从东到西、又长又宽的长安大街显然是在战后年代穿过北京老城修起来的，它把城市分成南北两半。昔日的“紫禁城”就在市中心。由花园、大殿和宫殿组成的这座建筑群，正好位于长安街的北侧，对面是天安门广场，广场与东西两侧的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连接成一个松散的整体。

政府各部和其他行政机关的大建筑物更多是斯大林主义的建筑风格，只是隐隐约约地表现出某些中国传统风格的因素，像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首都的很多战后建筑一样，难看而单调。但是，大街上无法想象的巨大人流，上下班高峰时成千上万辆晚上不亮车灯的自行车，还有那街旁一行行的白杨和梧桐，居民楼阳台上数不清的花盆，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一幅生气勃勃和亲切舒适的景象，尽管这种景象对我们是陌生的。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千篇一律的、相当难看的、蓝色或灰色的服装，但他们不像莫斯科人那样表现出一副毫无表情的难以接近的面孔。

几小时以后，我们注意到，尽管人们穿的都是制服，但还是可以看出等级差别。比如，毛泽东穿着一套毛丝混纺的细料做的灰色制服，比较高级的干部也穿着料子较好的合体的衣服。军队制服当时没有任何肩章，但从上衣胸前的口袋里露出的圆珠笔可以辨认出是个军官，这支笔好像是必须佩带似的。尤其突出的是，大街上、办公室和工厂里的妇女穿着风格一致的衣服。妇女和姑娘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身穿蓝色的布料服，配以粗糙的布鞋。口红、烫发和其他任何一种化妆打扮都显然是不允许的。不过，身份高的妇女必定也有口红，因为我夫人在她的卧室里发现总有二三十种各色的化妆品，还有多种香精和香水，而且显然都是中国生产的，抑或是从香港进口的。

在这几天里，我们见到的妇女肯定有几千人，她们都留短发，只有很小的女孩偶尔有梳辫子的。在修路工地上，她们用镐头和铲子从事着部分是很沉重的劳动。运输垃圾、沙子、水泥和石头的工具是秸秆和柳条编织的大筐，这些都是用肩挑的。这时，我想起了“蓝色的蚂蚁”一词，确实，有时我们有一种大街上人多如蚂蚁的印象。

正式会谈结束以后，我们有机会仔细参观故宫：这是一座由很多厅状大殿组成的建筑群，大殿前都有宽大的露天台阶，上面刻着想象中的动物形象。大殿的外墙漆着类似“庞贝”庞贝是意大利的古城遗迹，在那不勒斯附近——译者那样的绛色，弧形和凸出形状的屋顶覆盖着深黄色的瓦片，向外伸展。在内院周围，分布着成百个小的厢房。宫内点缀着湖水、小桥、树木、花园，使这些建筑布局显得轻松。主人给我们看了有两千年历史的御笔水彩画，出于气候的原因，这些画只能在秋天短短的几天中拿出来供人欣赏。上面画着各种小鸟、燕雀、金鸡，特别是一些茂盛的李树和梅花，还有湖水和小溪。水中激荡的波浪使我顿时想起了德国表现主义艺术流派。中国过去数百年的园林建筑艺术留下了宏大而和谐、轻松而对称的形象。当时我想，江青发动了一场疯狂的破坏性狂飙运动，使许许多多无法估价的珍贵文物成为牺牲品，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故宫和天安门未遭这个厄运，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