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私下谈话中，包括而且特别是在首都以外的私下谈话中，1984年我们几乎压倒一切地感觉到，每个人把改善生活状况的希望寄托于谁：第一位是邓，第二位是邓，第三位还是邓。他自己不搞个人崇拜，他大概鄙视个人崇拜。他也不需要为贯彻其政策而推行个人崇拜，因为他是极度得人心的。所有的期望都凝聚在他身上。

邓是在人民大会堂里，即九年前会见我的同一个地方见我的。在此之前不久，即在8月28日，他已满80岁，但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神采奕奕、身体极佳，简直可以说充满活力。他在谈话中对答如流，富有幽默；在谈话的每一部分都对情况了如指掌，思想集中。在一次拉长了的午宴上，几乎整个时间都是我们两人坐在一起。这次宴会是小范围的，中国和德国的客人在其他几桌就座，只有邓的出色的英文女翻译坐在我们旁边。翻译对邓必须大声说话，这对我倒很有好处。

开场白之后，我感谢他亲自促成邀请我访华，并对他的八十大寿和他显然是极好的健康状况表示了恭维。邓回忆起九年前我们的谈话，然后回过头来谈他的生日：“说到年龄，你知道，老化一直是中国领导的一个问题，也是苏联领导的一个问题。但10年~20年之后，中国将有比较年轻的领导人。我们很清楚，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需要更年轻和更有活力的领导人，需要解决很复杂的问题。你还记得我们在1975年的谈话，那次谈话之后不久我就被打倒了。”我回答说：“可是你又回来了，这是你的幸运，特别是中国的幸运。你到底被打倒了几次？”邓微微一笑说：“当时是第三次，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

然后他严肃起来，并且很快地言归正传：“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是更加坚决地独立于超级大国，这一点也适用于你们的国家，当然，这不是要反对西欧成为北大西洋联盟的一部分，但你不应把德国独立的战略丢掉。戴高乐懂得这一点。欧洲同美国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

在这一点上，邓肯定没有改变他最近10年中的看法。我承认，自从1974年以来，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深刻地打击了欧洲国家，以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受到了损害，从而也使欧洲对美国的独立性受到了影响。

邓把话题引到苏联。“中国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但为此必须首先消除障碍。苏联实行的政策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欧洲形势怎样？”

我回答说：“自从1976年以来，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也恶化了。这部分地与针对欧洲的SS-20导弹有关。但入侵阿富汗这件事也使欧洲震惊。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也希望改善同莫斯科的关系，我们正在敦促限制军备。”

邓说：“我估计，就撤走他们的导弹而言，苏联会不断制造新的困难。不过美国人也不很明智。他们言行不一。”

“苏联和中国一样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破裂了呢？因为苏联不断企图干涉中国的事务，因为莫斯科竭尽全力想控制中国。俄国人想当老大哥。当我们表示反对时，克里姆林宫干脆就撕毁两国的合同。最后苏联完全公开站到反对中国的一边，并到处企图煽动东南亚国家反对我们。”

我问苏联在越南所起的作用。邓回答说：“你知道，对莫斯科来说，越南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苏联在那里奉行的是和美国在台湾奉行的相同战略。人们一直称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苏联的政策同社会主义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多少关系。”

“我感到，就其政治目标和在地球上的进攻方向而论，苏联的外交政策与其说是按社会主义的理想行事，毋宁说是按历史上发展起来的俄国扩张主义传统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