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丁玲和她的新伴侣冯达出于安全考虑，搬离了善钟路沈起予家，东住几天西住几天，1933年春天搬入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一幢红砖洋房，住顶层四楼一间约20平方米的房子，做饭在楼道里，厕所每层公用。左联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开会接头都是在某人家里或某个临时地点，丁玲是左联党团书记，她家里就是一处党的秘密联络点，因为地处公共租界，比较安全。冯达在中共江苏省委《真话报》工作。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家中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据她在晚年最重要的一部回忆录《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中所述，被捕经过大体如下：

5月13日晚上，冯达9点多才回到家。他去看两个《真话报》通讯员，在窗下喊了两声无人回答，却看见屋子里灯光摇晃，并有杂乱的脚步声，冯达急忙转身离开，回到家用钥匙开门时，看见马路对面影影绰绰有一个人。他告诉丁玲，他们的住所可能被特务盯上了。

5月14日，丁玲要去正风学院参加文艺小组会议，冯达还要去看那两个通讯员。早晨两人离家时约定，中午12点之前一定回家，到时如一人未回，另一人要立即离开。丁玲特意绕道去告诉左联党团成员穆木天、彭慧夫妇，并说如果下午自己不来，就可能出了问题。

丁玲11点半回到家，未见冯达，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来找冯达，他听丁玲说了情况，并不以为然，反倒拿起桌子上的《社会新闻》看了起来。潘梓年是一年前丁玲入党仪式的主持人，丁玲看到他沉着从容的样子，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突然，楼梯上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门砰地被推开，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马绍武等三人闯入屋内。他们被捕了。

1984年6月24日，前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沈醉给丁玲写信称：“您抗战前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时，住在法租界，我便是军统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我的小组每周都要汇报一次监视、跟踪您的情况。不过后来您被逮捕，是中统上海区负责人季源溥比我早一步下手，迟一点我就要动手了。”

丁玲确是被中统逮捕的，但沈醉信中有几个疑点：丁玲住在公共租界，而非法租界；军统成立于1938年，丁玲被捕时尚属军统前身国民党复兴社；沈醉1933年只有19岁，参加复兴社只有一年，恐尚难担负“军统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重任。

按丁玲的说法，特务们并非为捕她而来，甚至不认识她。《魍魉世界》记述当时情景说，先是马绍武等三个特务破门而入，三四分钟后又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叛徒胡雷，“他一进门，看见是我，很诧异，跟着对我笑笑，点了一下头。我心里明白‘坏了’！”马绍武见状把胡雷拖到门外谈了一会，“得意洋洋地走了回来”，丁玲明白：“马绍武知道我是谁了。”又过了五六分钟，进来三个人，其中一人是冯达。“这时，马绍武做了一个手势，屋子里的人动起来了。他们推着我和潘梓年……前拉后拥把我们推下楼来，带出了门”，推上一辆汽车开走了。“街上没有几个人，那时昆山花园路一带向来僻静”，所以没有引起外界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