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警方对于丁玲遭绑架一事始终缄默其口，上海市长吴铁城在6月1日答复胡适的电文中称：“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后来，“屠坤范女律师及吴凯声律师曾往上海市公安局查询，公安局中承认曾捕潘梓年，但否认亦捕丁玲，而对于潘之被捕地点则拒绝答复”。经过一再追问，警方把潘梓年被捕地点说成是“闸北舢板厂”。官方警方害怕租界的洋人，“在公共租界捕人必经过手续”，否则“恐引起外人纠纷”。

被捕次日，丁玲与冯达被秘密解往南京。先在“一个完全中国旧式的比较高级的旅馆”住了一天，然后换到一个稍差些的旅馆，这是“狭长的一条院子”，有两三排平房，只有丁玲、冯达和三个看守。6月，又将他们移送到一个姓王的特务家中，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有很多房子。10月又押去莫干山，年底又回到南京，住特务曹功锦家。这样搬来搬去，有点东躲西藏的样子，国民党中统机关极力要隐瞒封锁抓捕丁玲的事实。

在陪都饭店（或新都大旅社）关押期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后来的中统）的人出场了，来的是个小角色“王科长”。接着出场的是叛徒、原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汪盛荻，他曾经是冯达的上级。他对丁玲说了三点：“第一，你是共产党员，……第二，你不要幻想宋庆龄、蔡元培能救你。……第三，胡也频被捕是共产党内有人告密。”他连着来了两天，劝降，但毫无效果。丁玲要么不理他，要么嘲笑他。

5月末的一天，丁玲隔着窗户看见，一个人“到隔壁的隔壁的屋子里住下了”，这个人叫韦丛芜，是鲁迅好友韦素园的弟弟，比丁玲小一岁，1925年曾到北京大学旁听，结识鲁迅并建立密切关系。那时丁玲也在北京。后来韦丛芜与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曹靖华在北京共同创办了文学团体“未名社”。

丁玲认识他，但不太熟，知道他属于鲁迅“语丝”一派，“以为有了一点希望。我便写了一封给蔡元培的短信，请他转去。我先问他能不能办到，如能，就贴一块手绢在玻璃窗上。这信是冯达上厕所时，路过他的房门口扔进去的。当晚我果然看见他们贴在窗户上的一块小手绢，真高兴极了”。

韦丛芜为何也能住进这个神秘的旅社？1933年他离开任教的天津女师学院，回到家乡安徽霍邱县搞农村合作化试验，为求得国民党高官支持，来南京找陈果夫、陈立夫。陈立夫曾经担任党务调查科主任，是徐恩曾的前任，所以韦丛芜便住进了这家旅社。

过了两天，5月31日晚上，韦丛芜趁丁玲到院子里透气时告诉她，蔡元培不在南京。

全国解放后，韦丛芜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任英文编辑，1951年12月3日给丁玲写信，忆及此事说：

昨晚上同小潘（应人）见面，廿年后的第一次见面，谈起约在廿年前我们在南京陪都饭店见面的事情，他说你在延安同他也曾谈到过。我在上海翻译协会内也常和同人们谈起这件事。你给我的那张纸上所写的信是多么美丽而又不胜哀愤啊！我藏在大衣内口袋里，足足有七年，以后四边磨破，变成四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