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想看看祖慧的家人，看看自己的外孙，“能和你们大小三人畅叙，一定是极快乐的时光，但这样的快乐，我是无分享受的，这只能怪我自己”。他说为见祖慧，天涯海角都可以去，“但我绝对不能去大陆任何地方见你，因为我十分知道我自己是怎样的人，你再读冰之回忆会明白的（也许不明白，因为你可能不懂得）。如果我认为我可以去大陆，我早已到北京和你一家人团叙了，何必等到去东京呢？！”

想起丁玲和30年代的南京，他有许多真相要告诉女儿，“让祖慧知道一些某一时期的正确资料”，“我有千言万语，只有抱着我的女儿祖慧时才能细说，才能痛哭，才能欢笑，才能得到满足！”他认为“冰之应该有一本好的传记，谁来写最合适呢？我想了很久很久，只有祖慧最合适”。

《魍魉世界》里说冯达被捕后充满悔恨，认为“虽不是存心，事实上等于出卖了你和梓年，这成了我一生中无法挽回、万死不赎的罪过，我是没有前途的了”。50多年后他仍然认为自己有罪，愧对冰之，愧对中共，所以“回不去了”，无颜登上中共领导下的大陆。一位相交较深的朋友曾对冯达说：“你是悲剧中的人物。”冯达告诉祖慧，“他这句话包含很多事：我的个性，我的为人，我的学问，我的品德，我的才能等等。我想你的爸爸除了是‘叛徒’之外，其他任何方面都是不会让他的女儿觉得她的爸爸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冯达曾在1989年5月9日给祖慧信里说：“我确实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在冰之墓前献上鲜花礼拜，她不只是我心爱而实在是伟大得除我之外无人能了解的人！”他未能实现这个心愿。1991年9月，冯达去世一年后，他的妻子郑慧应蒋祖慧全家之邀来游北京，她特意到八宝山丁玲的骨灰盒前献了鲜花。郑慧是个善良的女人，到香港后给祖慧一家写信说：“北京之行最令我毕生难忘的，就是与你们两日一夜的相处，我们无所不谈。……尤其能亲身在你母灵前献上几朵不朽之花，不但还了你父生前所愿，也是我此生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