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以后，1948年5月，丁玲在正定县的华北联大继续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曾去石家庄见到柯仲平，“他正在晋察冀宣传部与周扬同志领导下编辑人民文艺丛书。谈话中他告诉我他看了几百篇解放区的作品，我就问他看到我留在周扬同志处的复写稿没有，意思是可以听听他对我的稿子的意见。柯仲平回答说没有看，因为周扬同志说过这书不能出版”。华北解放区的出版大权在周扬手里，他通不过，书便出不来。出版作品要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这是由“革命文艺”的生产制度决定，延安整风前夕，中共中央就成立了中央出版局，“统一指导、计划、组织全延安各系统一般编辑出版发行工作”。抗战胜利后，各解放区的出版局全部收归宣传部领导，1948年1月，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下属的晋察冀边区出版局成立，职责是“掌握全区出版方针、计划，领导编审、出版、发行工作”。同月，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公布了《晋察冀边区统一出版条例》，这是各解放区制定的第一个出版条例，一共八条，其中规定，“凡资本主义国家（英美等）及蒋占区之图书，及未经中央局出版批准之所有图书，均不准翻印出版或公开发行”；“凡文艺书籍、马恩列斯毛已公开发行之著述，或汇辑报纸公开发表之文章，……各区党委可以审查批准其翻印出版，并须将各书名篇目报告中央局出版局审核”；“未经审查批准之书刊与地图等，一律禁止出版”。

以丁玲的性格，决不会放弃她的小说，这是一年多辛勤写作的成果，所以后来去西柏坡寻求支持，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著名评论家陈涌认为：“我因为过去是周扬领导的鲁艺的学生，对周扬也有一些亲见亲闻的认识，在我看来，周、丁的交恶是《桑干河上》问题出现以后，整个在延安时期，在华北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他们的关系还是正常的同志和同事的关系。”丁玲也曾说过，在延安时，可以谈话的熟人不多，上海左联的人只有周文和周扬。

对周扬有意见的，不止丁玲一人。王林写了一部“五一大扫荡”题材的小说《腹地》，30万字，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长，有人认为把解放区写得太黑暗了，丁玲劝他“给周寄去”看看，但王林“却毫无信心”。1953年夏天王林在北戴河，听说丁玲也在，便“立刻到那里去。丁玲同志向来不爱打官腔，很天真、很亲切地说出了对文艺创作的意见”。不久王林听说周扬也来到北戴河，住在“原丁玲同志住过的地方”，他“明知道双方见到无非是互相提高警惕地打官腔，可是还得去见一趟”，“说几句文艺界的官场词令后，赶快想法脱身离开为妙”。

周扬的待人处事风格与丁玲不同。丁玲说过，她就是一个作家，气质也是作家的气质，她以“朋友”待人，以“朋友”度人，朋友之间，有话直说，有事帮忙，讲话随便，口无遮拦，有时免不了犯点自由主义。周扬长期做官，组织纪律观念强，出言谨慎，拿不准的问题决不表态，有点高深莫测。张光年说周扬“在个性上也有缺点或弱点。他不能跟人谈心，很少这样。他的郁闷致病致死，跟他这个致命弱点有关”，“他太缺少友情”。

还有一种议论，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文采，影射周扬。在1955年8月中国作协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党组扩大会上，菡子揭发说，陈企霞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采是影射周扬同志。夏衍批判说：“把党的负责同志作为反派的模特儿写在作品里——这还像一个老党员，还像一个党员，还像一个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作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