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记忆最深的迫害折磨，是1968年北京来人外调，名义是军管会，实际是中央专案组，他们把丁玲关到招待所，突击夜审，通宵达旦，搞车轮战，揪她的头发，捶她的胸口，逼迫她承认当年“打入延安，是中统特务”，还要交出特务的组织关系，并企图借她之口陷害胡乔木、周扬等人。丁玲坚持实事求是，不提供假材料，为此备受折磨，出现糖尿病症状，口干舌燥，要口水喝都不给，审讯者却拿起玻璃杯咕嘟咕嘟喝，把剩水泼在她脚下。丁玲说：他们逼我承认是中统特务，“我百般解释都没有用，他们不听。我头昏眼花，腰酸腿抖，实在熬不过，我软弱无能，只得承认。这样才放我回宿舍睡一觉，让我第二天把材料写好交去。一觉起来，精力恢复一些，我便写材料，把头天晚上承认了的东西又全部推翻。晚上再审，打我的态度，骂我翻供、顽固、死特务。不准翻供，还逼我交出特务的组织关系，又是车轮战，疲劳轰炸，我只得受着，熬着”。

1968年6月底，丁玲被关进“牛棚”，这是水利大楼底层一间10来平方米的小屋，几个造反派家属日夜看管。10月，陈明也进了“牛棚”，每人每月只发15元生活费，为了节省，他们常常只吃咸菜下饭。丁玲经常想起那间7平米的小茅屋，但场部清查办公室让把那间破屋子腾给一个转业的农工住，他们已无家可归。春节到了，大部分被关押的“牛鬼蛇神”都回家过年去了，陈明借口送咸菜、辣子酱，端着饭盒到丁玲那里，在看守监视下与她一同吃顿“年夜饭”。

1969年5月，“牛棚”撤销，丁玲去场部附近的21队接受群众专政，监督劳动。她要求走前见陈明一面，陈明给她5元钱，是他节省下来的，并帮她整理行装，把一床薄被、一床1946年在张家口时发给的灰布褥子和几件换洗衣服，捆成两个小卷，丁玲一前一后搭在肩上，一到21队，即被安排去场院翻晒肥料。同一天陈明也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到一队劳动。两人从此一别六年不能见面。

丁玲同十几个北京知青住在一起，知青睡炕，她睡房门口一张木板床，屋子中间有一面取暖用的火墙。《风雪人间》的草稿中，有一节没有收入最后的定稿，写了刚到21队的一些情况。丁玲写道：来21队第一个晚上，女知青都去听报告了。宿舍里只剩下一个女知青，坐在火墙那边看书。“我坐在板床上看不见她的面孔。电灯是挂在火墙那边的，挂得比较高，我这边也还是能看书的。我拿了手边留下的唯一的一部毛选翻阅，打起精神读书。到了八点多钟的时候，坐在那边的女将忽然喊我，要我去水炉提两桶热水回来。”我想，“她们都出去了，回来得晚，人一定很累，宿舍里预先准备点热水是须要的。我就摸黑去烧水炉提回了两个半桶。后来她们回来了，高高兴兴地洗脸洗脚。”“第二天一早，我起来得早，昨晚那位命令我打水的人还没起身，又命令我扫地，……当我扫完地，出门为我自己打洗脸水、灌热水瓶时，那位女排长（这是后来知道的）又命令我提两桶水回来。……从此以后，屋子谁也不打扫，都是我一人包了，而且命令我天天打水。”后来又要我倒尿盆。“大约半个多月后，烧水炉子搬到水井边上那个小茅草亭子里了，离宿舍就远了，我还是愿意为大家打水的，只是嫌水桶太大，我提不动。于是我向生产队长请假，想回到我原来的家去拿我的那两个小水桶。队长问出原因，不准我回去拿水桶，只说，以后你不要为她们拎水。可能是队长说了话，从此女将们免除了我提水的差务。”那一年丁玲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