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里的女青年叫她“老不死”：“那个老不死还假装爱学习要读报呢！”“老不死打鼾！”她们午睡，却不许丁玲午睡，因为“她怎么能和我们一样，她是反革命”！晚上她们来了精神，唱歌唱样板戏，丁玲困得打盹，却不许她睡，有时睡着了打起鼾声，就会有一只缸子或一把笤帚扔过来把她惊醒，厉声训斥，要她写不打鼾保证书。丁玲熬不过，就找保管员要来一些麻，搓麻绳驱赶困意，开始一晚能搓五六米，后来能搓10多米，秋凉后手心裂了许多小口子，这工作才停止。

每月15元的生活费吃不起好菜，她常常只吃咸菜，长期营养不足，患了夜盲症，晚上擦玻璃、给“革命小将”打洗脚水，她跌跌撞撞摸索走路，甚至在走廊里摔倒。队里医务室的医生给了半瓶鱼肝油丸，眼睛才渐渐好起来。还有一件苦恼事情是没有合适的鞋穿，直到5月末还穿着一双旧棉鞋，雨水多道路滑，双脚闷热潮湿，行走困难。1969年5月28日日记：“没有下雨，我感谢天。因为棉鞋也已经快垮台了。”后来陈明捎来30元钱，“但造反英雄不让我买，农场的百货商店又没有适合我穿的。我只能穿一双塑料底的便鞋。踩在泥地里打滑，踩在水里双脚给泡着”。到了秋天，一双脚全裂口了，疼得不敢下地，医生给了一小盒凡士林，每天擦抹，又把一双破棉鞋穿上，裂口才慢慢好起来。

丁玲一天天苦熬着，这种日子何时是头？

1970年4月初，一天深夜，她从熟睡中惊醒，睁开眼，电灯亮着，炕头围着一群穿军装的人。她镇静地穿好衣服下地，两个女兵给她扣上手铐，让她在一张北京军管会签发的逮捕证上签了名，那上面写着“逮捕归案”。她被拥上一辆汽车。丁玲一点也不恐慌，她在那一瞬间的念头是：“救命的来了！”

陈明也在那天深夜被捕。他们坐的是同一列火车，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北京秦城监狱。但从此两人音信杳然，断了联系。

丁玲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牢房里关了五年，有一张木板床，一个抽水马桶，一个小洗脸池，每天还有一份报纸，每月有一本《红旗》杂志。没有车轮战式的审讯，也没有繁重的劳动。她回忆：“监狱的生活是比较平静的，每天可以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林彪垮台以后，狱中的伙食明显改善了，每天放风，可以借书看。我在这时通读了马恩全集和重读了鲁迅的许多书，这些书给我很大安慰。我在监狱里坚持锻炼身体，打太极拳，做广播操，跑步。为防止长期不讲话，语言能力可能衰退，我小声背诵诗歌或唱歌”。她甚至通读了厚厚三大本《资本论》，“反复地去读它，一遍看不清楚，就再看一遍，还跟着算账，务使弄懂。”有时她还幻想，将来如果放我出去，我能当一个养鸡队长就很好了，她把装牙粉的纸袋撕成碎块，在铺板上摆，鸡舍放在哪里，饲料间放在哪里，设计着养鸡场的规划，心里就有了一种满足和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