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三个月，丁玲第三次致信张僖并转作协党组：“我的党的组织生活，至今没有恢复；我的生活费，至今仍按1975年‘四人帮’掌权、释放出狱时的规定，每月80元，由山西长治按月寄来；我的户籍仍在长治农村老顶山公社。”她要求按照复查结论所说，恢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恢复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9月20日下午去八宝山参加邵荃麟追悼会时，丁玲把信面交张僖。6月20日到9月20日，三个月，三封信，都无回音。

这期间，丁玲曾经想过走胡乔木的路子，他是中央副秘书长，1948年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问题上，解放初期在中宣部，乔木都待她不错，了解她与周扬的关系。丁玲在8月邓洁遗体告别仪式和9月邵荃麟追悼会上见到他，但两个场合都不是说话的时机，她给胡乔木寄了两本杂志，写了封1000字的长信，说“我曾在你领导与关怀之下，作过一段工作，彼此还是比较理解。我能接受你对我的直率，我觉得你也是能听下边的意见能洞察一些事情的”。“《清明》上的《在严寒的日子里》是我在全国解放初就准备写的长篇。当年由于周扬同志以党的工作为由，留我在北京工作，我勉强搁下这一长篇计划，承担起我不胜任的工作，谁知4年的工作，却招来了廿五年的压抑与沉重”，“我特别寄呈给你，作为这20多年来的一点汇报，并希冀得到一点指正”。但胡乔木没有回音。

丁玲看清了文艺界的局面，周扬势力仍然很大，他是邓小平点的将。9月23日，丁玲越过作协党组，把要求恢复党籍的信直接写给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长并转胡耀邦部长。“难道因为我对历史结论有不同的保留意见，就能拖延党籍等问题的解决吗？万一我认为历史结论不合事实被迫做长期保留（这是党章允许的），是不是这些问题就一直不予解决呢？我想这是不应该的。现在离文代会日期不远了。我又一次向作协党组提出这一要求，并且向您们呼吁，恳切希望得到您们的支持。”9月26日致周良沛信说：“良沛！我们真是太被欺侮了。别人总是想把你压得出不了气，翻不了身。网大着咧。我们又还想写点文章，我们原来就是打倒了的，人家是一大山头，是一大帮，我们原来就是单个。又无靠山，又不愿拜老头子，又不愿学别人，那就只好心甘情愿躺着挨打算了。”

国庆节到了，9月29日丁玲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30日出席了国庆招待会。10月8日晚，丁玲、陈明访廖井丹，询问恢复党籍事，陈明日记：“答说以后告知”。寥寥数字，廖井丹不似从前那样热情爽快，也有难处，无论廖井丹还是胡耀邦，都不能不尊重周扬的意见。这件事后来还是走了中组部的路子。

10月22日，丁玲正式入住北京复兴门外大街的部长楼，陈明当天日记称为“乔迁大喜”。韦君宜社长得知此事，想到丁玲这些年没有收入，手头一定拮据，便和编辑室商量，决定预支2000元稿费给她做安家费用，这在当时是一个大数目，在出版社也无先例，救了丁玲大急，他们用这笔钱购买了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