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文化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夏衍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5周年纪念会，丁玲陈明写去一张贺卡。不久王增如在丁玲病房里见到夏衍赠送的《懒寻旧梦录》，扉页上还写了请丁玲、陈明指正意思的签字。王增如感到奇怪，她自到丁玲处工作，从未见丁玲与夏衍有过私人来往。据陈明日记记载，1981年丁玲访美之前，6月13日下午参加外事座谈会，夏衍说：“聂华苓那里规格不高。”1984年2月15日晚，丁玲去新侨饭店主持祝贺韩素音参加中国笔会的冷餐会，丁玲讲话时夏衍插话说：“你在美国的讲话那一套，不受美国人欢迎。”

丁玲告诉王增如：其实我和夏衍在个人关系方面并没有什么过节儿，1951年在欢迎爱伦堡的会上我看见他，管他叫“端先”，他还挺感动，说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叫“端先”了，都叫他“夏公”。他和我们疏远，这都是宗派关系的缘故。

1986年3月15日丁玲遗体告别仪式那天，狂风大作，天气寒冷，夏衍未穿大衣，拄着拐杖，瘦弱的身躯排在长长的吊唁队伍里，缓缓向前移动。王增如看见了连忙跑过去，将他搀扶到吊唁大厅西侧门，那里有一条专供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的小通道。

1985年12月18日，冯乃超夫人李声韵来信，坚持要丁玲为《冯乃超文集》写序。次日丁玲口述录音一小时，经陈明整理，形成《永远怀念他的为人——〈冯乃超文集〉代序》，文末注明写作时间是“1985年12月24日”。这是丁玲最后一篇文章。

1986年2月5日上午，丁玲出现呼吸困难，医生诊断为左心室急性心力衰竭，进行抢救。下午祖林、祖慧来到医院，丁玲平静地告诉他们：“妈妈的病重了。”第二天丁玲心力衰竭加重，说：“心脏憋得慌，难受死了！”医生写下病危通知，把她转入ICU加强治疗病房。

2月8日，农历除夕，陈明代表全家人给丁玲写了一封信，让孙女小延读给她听：“此刻，我们全家人的心都贴在你的心上，同你一起，和往年一样，欢迎新春的来临……”丁玲躺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凭着感觉在信纸上写道：“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大年初一早晨，丁玲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说：“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从2月12日开始，她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血压忽高忽低，心率不齐，病情明显恶化。她用微弱的声音对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我只担心你，你太苦了！“她对来探视的李纳、张凤珠说：“我快完了，也该完了，可以成佛了。”对医护人员说：“我谢谢你们！”对ICU病房陈德昌主任说：“陈大夫，我谢谢你！”2月14日上午她剧烈咳嗽，痰却咳不出，憋得满头大汗，艰难地对陈明说：“死，是这样痛苦啊！”这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下午施行气管切开手术。

可能对切开气管不满意，认为违背了她“病危时不要抢救”的嘱咐，丁玲一度不肯张嘴服药，陈明在病床前耐心解释：这是积极的医疗措施，黄克诚、袁任远都接受过这种治疗，不能说话很痛苦，但我只能服从治疗需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会理解我。丁玲好像想通了，服下陈明喂的药，还喝了几匙鸡汤。

2月17日一早，陈德昌主任告诉陈明，丁老中毒性休克，主导问题是肺部感染，抗生素已经不起作用，实在不行就得上呼吸机。陈明边听边落泪，说：“你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有些贵重药就不必用了，省下给更需要的病人，这也是老丁的一贯主张。”陈主任说：“情况不好，恐怕就这一两天时间了，有些领导和老同志要见她一面，就请他们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