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他的弟弟妹妹们在战争开始时有的读中学有的读小学。他们之所以能够继续上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父母重视教育，他们认为受教育可以让孩子们不再依赖小农经济生存，他们家那点土地将来最多只能保证一个孩子的生计。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乐于见到后代的天赋得以发挥。更主要的是，他们知道，如果送他们去当学徒工，他们就不能像在校的学生那样有时间给家里帮忙了。上学没有什么不好，除了保罗，他害怕家里将来让他当牧师，就对高等中学弃而不顾。

1944年父亲收到征兵令，被征入营了，一个农民出身的高等中学学生，由于过分严肃而显得有些慌乱的辅弥撒男孩，对社会没有什么认识，也没有什么生活经验——正如安德烈·别雷[1]形容那些学生士兵所说的那样：不再是孩子，还没有成人，不是军人，可也不是平民百姓。

他先进入青年义务劳动军，1944年中被转到国防军去。比我父亲大三岁的埃米尔和比父亲小一岁的保罗的情况大致相同。留在家的人因此对政治发展形势关心得多了，大家挂心被抽去当兵的儿子和兄弟。如果几个星期都没有他们的消息，就会担心，不知道他们究竟怎么样了。

埃米尔运气比较好，他在非洲很快就被美国人俘虏了，一直到战争结束他都在美国蒙大拿州做翻译联络员。没有多久他来信了，所以家里知道他的情况是安全的，放心了。保罗1945年在意大利被新西兰人俘虏。在意大利巴里附近的俘虏营里，他做手工为自己挣得一点补贴生活的钱，他拆了毛衣袖子得到毛线，用铁丝网的铁丝磨成织毛衣的针，织了帽子卖给同营的俘虏，他们或者为了遮阳光或者为了外表好看，买他的帽子。战后很长时间里他还戴着自己织的那顶帽子。

因为保罗只有十七岁，在1945年夏天就被释放回家了。事先他没让家里知道他回家的消息，回到家，谁都还没见就先去牛圈看那三头牛，接着去酿酒窖，堂兄鲁道夫正在那儿酿酒，堂兄走在他前面从地窖后面的楼梯上去，直接到厨房，老妈正在厨房忙着，她几天前才生了个男孩，因为孩子的脖子被脐带缠住，孩子出生几小时后死了。

鲁道夫对老妈说：

“特蕾，来了个士兵，想在这儿借住。”

据说她迟疑了一下，虽然有三个孩子不在家，家里还是相当挤。于是保罗从暗处现身出来，当时已经泪流满面了。

我父亲最初的遭遇也不差，在训练期间，他因为右下臂碰伤，伤口严重发炎，得到两次休病假的机会。伤口刚愈合，他就自己提出回家给他们“协会”拿烧酒过圣诞节。基督降临节期间他在沃尔福特家里过了两星期。然而1945年2月他作为十八岁的卡车司机被转到东部前线，他是没有驾照的人，在上西里西亚地区遇上一次大车祸，当时他的车开在一条结冰的车道上，前面的马车没有让路，而卡车喇叭不响，刹车在结冰的路上不灵，于是他把车转向车道旁斜坡下，车子打了好几个滚才停住。上司威胁他说，这件事后果严重，他会因为搞破坏活动被送上军事法庭，他回答说，他没有驾照，本不该让他开车的。

当每个人都清楚知道一切都过去了时，父亲离开了部队，和几个奥地利人一起，想去找美国人。可能因为想家想得厉害，这一拨人走错了方向，本该向西走，而他们向南走了。横穿波希米亚地区，走最短距离的路回家，找俄罗斯人。就在奥地利境内，在卡姆普塔尔，想早日回家的梦破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