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银行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诞生，能够清醒地认识到“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斯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所以在银行放款方面多侧重于对工矿企业的资助。像纺织业、化工业、面粉业和煤矿成为金城银行重点关注的对象，受到华北地区社会各界的赞誉，尤其是对永利制碱公司的资助成为我国金融史上一段美谈。

永利制碱公司是范旭东一手创办的，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大规模制碱公司。由于当时洋碱垄断中国市场，所以永利制碱公司能否制出好碱面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活儿，而是上升到了为国家争面子的高度。洋碱公司想方设法要把永利公司制碱扼杀在萌芽中，但是金城银行却敢于在成败尚未可知的状态下帮助永利公司，允许其透支大量现款开发研究。永利试制纯碱历经了八九年，期间资金严重短缺，债台高筑，前途未卜，谁都不敢把钱贷给他们。但是周作民力排众议，说范旭东的人品可以信赖，毅然支持这项民族工业，显示了一个民营银行家的超人胆识。最后范旭东不负众望，永利纯碱逐步占领了国内市场，为此周作民很是得意自己当初的“有胆识、有气魄”。

因为有留洋日本的经历，1935年全面抗日爆发之前，周作民还被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推举为中日贸易协会的副会长。1942年，日本提出要和周作民合作，周作民誓死都不答应，他不想在抗战期间戴一顶“汉奸”的帽子。1949年，他和很多银行家一起到了香港。但是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周作民是一大批避难香港的银行家中第一个回归大陆的。金城银行在20世纪50年代接受了天津金融业的公私合营，80年代又接受了中国银行的投资，成为中国银行的全资附属企业。

在盐业银行，吴鼎昌的上任正赶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因停兑事件而信誉受损的时期，官办银行的失利无疑给商办银行提供了发展的良机，北洋政府的各个机关单位都把钱存到了商业银行。此时的盐业银行，本来就有过官办的背景，再加上吴鼎昌善于经营运作，特别是大量购买善后借款公债、中法五厘美金公债、中比六厘美金公债、沪宁铁路英镑公债、克利甫斯以盐税担保的英镑公债等，使得盐业银行获取了暴利，资金实力雄厚，所以在北洋政府时期，它一直和浙江兴业银行轮流坐私营银行的头把交椅。

天津盐业银行凭借水陆通达的地理优势、盐业为主的经济便利，以抵押、收购的方式掌控了大批实业，触角伸到了国外，简直就是当时商业银行的执牛耳者。盐业银行花费120万巨资建成的办公大楼彰显了盐业银行曾经的辉煌。这座大楼吸纳了中西方建筑的精华，成为天津唯一载入西方《建筑史》的近代建筑实例，属于世界级的建筑精品。

盐业银行还有一项“闷声发大财”的特殊业务，就是利用在京津的区位优势，结交了大量晚清的遗老遗少，这些人都有很多珍贵的文物，甚至末代皇帝溥仪大婚的资金也是在盐业银行办理文物押款筹集的。押款的古物中不仅有大量的精美瓷器、玉器、金册页、金塔，还有一套号称国宝的金编钟。这些宝贝说是用以抵押贷款，但因原来的主人都没有能力赎回去，他们只能眼看着盐业银行将其拍卖，大发其财。

然而，作为民国著名的银行家，吴鼎昌的眼光是很长远的，他并不满足于盐业银行眼下取得的一点成绩。他曾特意请假半年去欧洲考察，为的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手段。他认为当时中国的金融界各自为谋、互不干涉，导致无论哪一家私人银行都称不上真正的强大，因此能联合起来共同发展才是出路。凭借盐业银行的实力和吴鼎昌在业界的号召力，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同意了“三行联营”，后来大陆银行总经理也主动申请参加联盟，就有了著名的“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简称“四行”，也即“北四行”。大家共推吴鼎昌为主任，协调一切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