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实现联合发行、联合储蓄外，“北四行”还进行了联合投资，更彻底地实现银行联营。联营初期，“北四行”曾对工商企业放款和投资，这一点倒是和“南三行”十分相像。不仅如此，“北四行”还注重在公债方面的投资，既购置国内公债，又买卖外国债券。由于“北四行”联营的发起人、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等人都与政界有着密切联系，更为后来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所倚重，因此他们的消息十分灵通，对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的政策、进程等可谓了如指掌，这就为“北四行”的公债投资提供了便利。此外，“北四行”还积极与外商银行建立业务合作关系，一同经营外汇、黄金等生意，从中谋取了巨额利润。有资料显示，到1933年年底，“北四行”共投资国内公债1500多万元，国外债券1800多万元，可见四家银行在债券投资方面的力度之大。

除了银行的常规业务之外，“北四行”还涉足贸易、保险、信托、工业管理等行业，比较有名的太平洋保险公司就是金城银行创办，后来又联合中南、大陆、交通、国华五家银行一起投资经营的。黄奕住还兼任了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将其业务覆盖到了全国各主要省份以及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

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北四行”的联合经营无疑是一个创举，这不仅壮大了四家银行的资金运作实力，提高了其在中国银行界的地位，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银行业向前发展。因为这种联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商业银行正倾向于资本主义银行业的联合、集中经营模式。

说起“南三北四”，其实二者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毫无关系的。北京政府名义上属于北洋军阀，但是各派系之间明争暗斗，互相牵制，说是政治中心其实已经名不副实。但是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却是货真价实的，江浙财团的实力在全国来看也是最为雄厚的。这不，北方的银行家们明白过来之后纷纷把工作重心南移，汇合到上海来。

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先是由浙江吴兴人钱新之担任，钱新之高升到北京总行做总经理之后，改由原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盛竹书担任。如此一来，交通银行和江浙财团很自然地融合到一起，况且交通银行的大股东们也多是江浙籍的富商。“北四行”的总行逐渐都转移到上海后，四行联合准备库拉拢从交通银行离职的钱新之担任主任，主持四行在上海的一切经营活动，从此“北四行”和江浙财团也拉上了关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早在1916年就是半独立状态，与北京总行联系不那么紧密，总负责人又是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张嘉璈，中国银行的情况和交通银行非常相似。

这样一来，为了共同的利益，“南三行”和“北四行”实际上已经结成了经济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