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文学是有战斗性的，许多人不知。躺在商业操纵的亢奋阅读和假想的小资情调中写作，你的对手正在伤害到你。对文学在社会的腐败和失真的现实中的挣扎绑架，浑然不觉。弱者永远在冰冷的拒绝中苟活，而某些恶行像铁一样存在泛滥，恶得到纵容和默许。作为底层的幸存者，他们却能忍受步步紧逼的掠夺与欺骗，在别人早就划定的秩序中，在遥远的地方，在传媒永久失联的角落活着。如果偶尔出现，他们不会太妙，要么成为烈士，比如救人；要么成为死者，比如脚手架坍塌；更可能会成为被抹黑的恶棍、刁民、袭警者、抗法者、暴徒。但是，如果他们学会了不与权力和统治者的法律靠近，与运气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会有自己的生存率。而且他们获得简陋幸福的来源会有很多，会直接向山川荒野索取，不会麻烦他人，不给政府添堵，不会碍人眼目。有时候，作家想到此，虽然会悲痛，但也有最为深切的祝福。这本来是一些生命的卓绝之处，我们连点赞的地方都没有。他们不会进入我们的眼帘。我们系着安全带，只盯着红绿灯，盯着桌上有否增加“三高”概率的食物，盯着利益的流转和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人，心中盛满盘算。

文学依然忍辱负重，沉默的写作者，在用带着热量的文字战斗，他们想尽办法，用文学赋予的一切权利，比如象征、隐喻、犀利的思想和反讽的言辞来完成反击，表达他们的严正立场和使命，但这是一个人的血性所决定的。

如果我不写作，我可能只是一个网络的旁观者、潜水人或老愤青，要不就喝上一杯蒙头大睡，在浑浑噩噩中享受体制带给我的虚假名声，并且堂而皇之地笑纳。体制不会让我过得很差，工资并不比下岗工人低，待遇不一定比公务员孬，可以喝恩施绿茶，喝毛铺老酒，也毫不留情地在天猫上下单，购买名牌赝品。但是，作家拥有了一支笔，就像一个人突然有了一支枪。要么作恶，要么行义。作恶打家劫舍，行义杀富济贫。枪的作用也就这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