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仅把各个作家的创作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而且把众多的当代作家的创作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把握，她注意他们之间的同异，她有着建立于彼此参照对比的整体高度。她重视每个作家独特的审美追求，从不把个别的现象看成同一现象。她总是极力寻求每一个作家的独异之处。因而她的论析总是因人而异而不是千篇一律。这当然促成了批评的更新。如论贾平凹的善于在人物变动的命运与情感中发现不变的性格素质，认为是作者把握民族在历史延续中的时代生活的独到之处，这时，她的文学整体观念便显示了优越性。她说：“当多数作家着力表现社会变革中极度差异的矛盾冲突时，贾平凹却在差异中探索内在的同一。”《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这种将批评对象放置于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对比的理念实践，能够鲜明地显示出特定对象的独特性，从而以迅疾的方式切入内核。季红真在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曾以《同一历史主题的两部时代乐章》，对赵树理和高晓声的创作特点作了初步的比较练习。这种比较的观念在随后的文学批评中坚持了下来，如论张承志时，她把他与同时代的不同作家如李陀、古华等作了不同角度的比较。她分析张承志一系列作品对于人民的苦难和艰辛的同情，依然体现了鲜明的历史意识：“他透过鲜花与美德的童话，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生活里面的艰辛。从而克服了当代文学中一度盛行的把少数民族的生活罗曼蒂克化的肤浅倾向。”《沉雄苍凉的崇高感》正是在这样的对于批评对象的个别性的深刻挖掘的基础上，她对作家艺术性的描写往往达到精警惊人的地步。这是贾平凹：他的“审美态度中带有静观默察的传统意味”；这是汪曾祺：他的小说中“总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似乎隐匿着一种深厚的意蕴。一种并无实体，却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贯注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挈领着整体的美学风格，”她捕捉到了汪曾祺的“沉入艺术境界之中的哲学意识”；她这样归纳张承志小说的风格：“粗犷强悍的气势，绚丽凝重的色彩，丰厚沉实的底蕴，在壮美的风格中悸动大生命的真欢乐与真苦痛……”；她发现张贤亮的创作中存在着两个彼此参照的世界：“一个是底层劳动者朴素健康的情感世界，这是一个在历史和现实的制约中，充满了不幸和痛苦，然而却有着更多正常人性的自在世界。另一个则是知识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理应自觉却被‘铁的逻辑’扭曲得从外部到心灵都极为残缺的世界。”这些都是十分尖锐的单刀直入的判断。下这样的判断要有充分的自信，更要有充分的勇气。季红真在这里显示了超乎她年龄阅历的批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