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骅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极善阅世，三十岁前已涉世极深。他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及广度，对于许多人来说，终其一生，恐怕也难以望其项背。所以，他在三十岁上，作别一般人眼里的繁华都市，前往寂寞深处，一点也不奇怪。雪山脚下的寂寞，是文化领域与个人经验领域的双重“他者”，对于“他者”的孜孜以求，其实又是不甘寂寞。

我与马骅相识于一九九一年，同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新生。我们首先被送入南昌陆军学院，军政训练一年。将近十个月里，我们拎着步枪，肩并肩地站着，草地上腾起的湿气，就是虚无的具体形状。马骅当时断定：遭遇集体性挫折的一代人，皆会反弹于日后不可见的环境。

马骅在大学期间开始写诗。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歌”的那批作品激励了他。然而，对于现代汉语的诗歌写作者来说，我们实际上能够支配的语言遗产并不算多。胡适开启的白话文运动为日后的写作预设了轨道，一九四九年之后，轨道变窄，一种说一不二的口语式文体统摄天下，白话文多元化的可能性不复存在（这也是八十年代四川诗人提倡方言写作的深层原因，山高皇帝远的方言堪称硕果仅存的冷兵器）。如果说这种语言的最初一代使用者尚可承接传统文化的滋养，那么到了马骅这一代，所谓传统文化的滋养，便不过是中学课本里那几篇莫名其妙的古文了。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及其离奇的结果，就像是没头脑先生在语言的河流上游修建水库，却忽略了开闸放水的可能性。作为文化积淀的含蕴极为丰富的汉语被拦腰斩断，水库下游的写作者被迫另起炉灶，创新之路近乎无本之木式的大炼钢铁，这是所有中国当代诗人的窘境。意识到这一问题的诗人，试图借由诗歌语言领域的两种极端实验寻觅出路——有人试图重拾传统汉语“素以为绚兮”的丰厚意蕴，一个跟头翻腾回水库上游，但存在知音稀疏的风险；有人则力图将口语的粗鄙无限放大，流水线似的生产语言肥皂剧，可以在短期内赢取大量读者——这两种实验自八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天。

马骅在大学期间的创作，从字词选择与结构安排来看，相对简单，不走极端，可以看得出大多数水库下游的写作者对他的影响。一九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离开上海的马骅，尝试着在厦门开始一种江湖传奇生活，但不久即告结束，仓促折返天津老家过冬。那段日子，成就了组诗《秋兴八首》，他不再满足于水库下游的贫瘠，不再满足于继续充任一名语言遗产的无产者，他开始将杜甫的诗句与粗鄙的现实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断裂后的突兀效果，比如在“山楼粉堞隐悲笳”题下，传统的“登高”意向，竟指向“清点眼前丛生的/水泥柱，找一棵/属于自己的”。

随后近三年的北京生活，使得马骅诗作中的现实感进一步增强。那种现实感继续掺杂江湖感，马骅自诩“盖世界浪子班头”，他混迹于被描述为一种崭新传奇的互联网产业与由水库下游的写作者构成的文化圈的汇流之处，直至深感厌倦与失落。他的诗艺是在焦虑不安中诞生的，并在北京得以进一步充实。马骅彼时的诗歌，介乎诗与生活的似与不似之间，类似现代艺术那种执意前往尚无固定价值观的模糊区域进行自我定位的努力。他写下自传一般的《迈克的真实生活》，以及名义上寄送友人，实则酬唱时代的众多诗篇。那些富于感性笔触的作品，松散而模糊，但无一例外，传递出对于自身存在的强烈窘迫之感。

透明和空无

毫无疑问，德钦地区的藏族民歌影响了马骅《雪山短歌》的创作。《雪山短歌》的形式、意象、意境、情感模型、抒情手段……都赋予了马骅的诗作一种截然不同于往昔的气象——而那往昔，不过是数月之前的北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