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叔打日本有瘾，今天需要解释一下。当年的日本不是今天的日本，一心“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蚕食鲸吞，一步比一步紧。民国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蓄意灭亡中国，五叔七岁。民国十七年，日本在山东制造“五三”惨案，残杀我同胞万人，“剐死”我外交部特派员蔡公时，五叔二十岁。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日军进占东北，五叔二十三岁。次年日本强袭上海，炮击南京，是为“一·二八”事变，五叔二十四岁。青年在这般连续的强烈的刺激下成长，又有谁能心平气和？

日本把中国青年逼成俾斯麦的信徒，“我有血，请给我铁”。各大城市里，青年不断罢课，游行，演说，请愿，要求政府对日作战。学生卧轨、绝食等待政府答复。政府阻止北方的学生南下请愿，火车司机都藏起来，交通大学的学生自己做驾驶。那时各大学教授联合发表宣言，主张立即抵御外侮，连国民党在学术界的重要骨干都签了名，不签名，那是自绝于同人，就算是为党工作吧，也得能够在原来的圈子里维持沟通。

谋国者的想法看法和年轻小伙子不同。中国太弱，日本太强，倘若现在对日宣战，三个月可以亡国，这句话里的“三个月”后来被人家改成“三日”，称为“三日亡华论”。中国需要练兵，需要生产建设，还需要“剿共”，“安内而后攘外”。那时的共产党和现在的共产党不同，那时他们听第三国际指挥，奉苏联为无产阶级的祖国，依照俄共的方法重组社会，另立价值标准，改变生活方式，他们在中国成立的政权也叫苏维埃。这就和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国民党极不相容。

可是中共主张抗日。红军人数虽少，有战斗力，很多人寄予厚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大家听得进。章太炎说：“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们情愿赤化。”中国历史上“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故事无数，有人相信中共能在抗战的旗帜下修成正果。中央政府所受的压力天天加重，到民国二十五年出现了西安事变。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五叔二十五岁。这年年底冯玉祥在张家口策动抗日，通电激烈，众望所归，他的老部下吉鸿昌组军出战。冯氏部下有多员猛将，分前五虎、中五虎、后五虎，吉鸿昌是后五虎之一，与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郑大章齐名。五叔投奔吉鸿昌帐下，吉部在察哈尔先战沽源，后攻多伦，颇有战果。但吉鸿昌的鸣声与中央的制谱不合，政略战略搅乱了，而且吉氏已秘密参加共产党，动机复杂。中央派大军包围吉部，将吉氏逮捕。

五叔，这二十五岁的青年想到，打日本不能凭血气之勇，个人要有战斗技术，部队要有训练装备，于是到南京去考中央军校，进了炮科第十一期。毕业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多次立功受奖，一九四二年调云南，升至山炮营长。

山炮是一种轻便的小炮，配合步兵山地使用。战史记载，缅甸之战，靠炮兵补空军之不足，炮弹的消耗超出其他战役。据战史，在滇西缅北的战场上，炮兵射击十分准确，弹落如“插秧掘土”，有时敌我对决，相距只有几十公尺，炮弹也不会落到自己人脚前。因此日军在步战时吃了大亏，在我军阵地前移动也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