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瞎子”、“黄瞎子”，喊得亲切，喊得热情，喊得平易近人，喊得亲密无间。其实在战争年月，黄克诚将军的这个绰号给人们留下的内涵恰恰相反：“黄瞎子”不瞎，“老头”看得准，看得深，看得远。（在战争年代，黄克诚部属谈到他时，一般都以“老头”称之。有一次，毛泽东问：“黄克诚多大了？喊他老头！”其实那时黄克诚将军才四十出头。“老头”者，就像国民党称蒋介石“老头子”一样，表示特别敬重他。）

在一堆黄黄的有着一股霉味的材料里，笔者翻到如下的记载：

1930年，黄克诚被中央军委派到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工作，任第八大队政委。同年调任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政委。

1930年6月，红五军奉命扩编为红三军团，原已决定任命黄克诚任纵队政委，后取消任命，让他继续留任支队政委。

1931年3月，黄克诚调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黄克诚被撤销三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职务，调军团司令部任秘书。

1931年12月，黄克诚被重新起用，调任红军三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

1932年3月，黄克诚调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

1932年7、8月间，因部队整编，红五军番号取消，黄克诚被派到第三师任政治委员。同年10月，上级撤销他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先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不久又解除宣传部长职务，下放到教导营任政治委员。

1933年4月，黄克诚被任命为红三军团代理政委，接着被任命为第四师政治委员。

1935年2月10日，红一方面军在扎西整编，取消师一级建制，黄克诚改任红三军团第十团政治委员。同年3月，黄克诚被撤去政委职务，随军反省。后经他一再要求，被任命为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

长征红三军团到达西昌时，军团教导营营长彭绍辉接替黄克诚的军团侦察科科长，黄克诚调任教导营政委。中央俄界会议后，黄克诚被调离主力部队，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职务；接着，黄克诚被撤职，当一名普通战士。

1936年初，黄克诚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科长，并参加东征。东征回师后，黄克诚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

从1930年到1936年的六年间，黄克诚四次被降职。对黄克诚来说，那是一段阴暗倒霉的日子。命运带给他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失望，而不是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希望。是的，他是未来的大将，但这一点并不重要。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军衔，而在于他不向命运屈服的百折不挠的精神。

第一次撤职是1931年9月，黄克诚由师政委被降到司令部秘书，秘书虽然无大小，在当时来说最多只能算个营级，降了五级。

这年冬天，一股瘟疫在红军中蔓延开来，就是所谓的打“AB团”。上级肃反委员会给黄克诚送来了第三师“AB”团分子的名单，要求按名单捕人。黄克诚发觉，被写上“AB团”黑名单上的人都是红军中的战斗骨干。哪有那么多“AB团”分子呀？这样搞，会出大乱子的呀！他想不通。

黄克诚知道硬顶的办法行不通，即使自己不肯捕人，肃反委员会也会自行把人抓走，于是他把肃反委员会通知要抓的人送上山躲藏起来，每天派人上山送饭吃。打起仗来，他派人叫他们下山，回各自的部队参加战斗，打完仗马上再上山躲藏。这些上黑名单的“AB团”分子明知一旦被捕生命难保，但他们打起仗来照样勇敢，照样冲锋。

在一次战斗结束时，准备上山躲藏的一位同志尚未来得及离开，被肃反大员抓住杀掉了。肃反委员会因此怀疑黄克诚有问题，把他抓起来审查。幸好此事被军团长彭德怀知道了，他拍着桌子质问肃反委员会凭什么抓人？肃反委员会拿不出证据，无言以对，只得将黄克诚释放，但不准他再带兵，撤销了他第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