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央视这个特殊平台，我24岁时就已采访过上百位国际知名人士，但与他们的接触不外乎短暂的交谈或一同进餐，我仍然只能从局限的角度看中国、看世界。直到来到耶鲁，和我的17位同学共同学习生活了一年，我才深刻感受到何谓“多元”。我们时常在会议室展开激烈讨论。大战略、城市建设、全球艾滋病的控制、能源和环保、司法改革、WTO贸易……没有任何议题能令所有人达成一致。欧洲人、非洲人、韩国人、越南人、中国人，各自的成长经历和文化背景不同，永远有着不同的观点。最初我很惊讶，我的观点如此正确，证据如此确凿，别人居然不认同？后来逐渐意识到无所谓正确不正确，角度不同，立场不同，这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我们在人性的本质方面，又有共性多于个性的地方，观点的碰撞并不妨碍我们成为相互尊重的朋友。

除了多元，耶鲁还让我领略了一所名校在学术上的宽容。入学第一天，一位老教授就告诉我：“在这里，没有一个问题是愚蠢的，也没有一个回答是完美的。”像90岁高龄的保罗肯尼迪这样的资深教授，竟会直接给本科学生小班授课。很多2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对他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他也会饶有兴趣地听他们理论，或加入讨论。“你可以不赞成我的观点，但是我尊重你发言的自由。”

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交流思想的平台。它拉近了我与世界顶尖学者之间的距离，而这种拉近当然不仅是地域上的。一天我参加一个演讲，演讲者是钱复先生——台湾政坛“四公子”之一，蒋介石的外事秘书，蒋经国的外交部长。他1962年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在台湾历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监察院长等要职，成为近30年台湾政治生活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英文极其漂亮，对华盛顿的历史及发展如数家珍，就连哪个参议员的女儿在跟哪个参议员的儿子谈恋爱他也了如指掌，台下不时爆发出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此时我心生“难怪”二字——难怪台湾多年来与美国保持着深厚绵密的关系！1943年宋美龄访美，在华盛顿国会山庄向参众两院五百多位议员发表演说，讲述中国在没有友邦协助的情况下独立对抗日本侵略，说服美国政府在物资和资金上提供援助。她优雅流利的英语和铿锵顿挫的语气令座中政坛精英无不动容，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毋庸置疑，这次演说是她一生中最精彩的外交成果，激起了美国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热潮。此后一脉相承，台湾历任官员都与美国关系密切，他们的英文太好、太懂美国的规矩了！幽默、风趣、深沉和思考，无所不具。

当时，年少气盛的我尽管心中敬佩，还是自作聪明想挑战一下老爷子。我说：“您的演说非常精彩，但是您所演讲的大多数内容都是如何维护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台北与华盛顿的关系。恕我直言，您尽毕生之力所做的事都是与美国建立亲密关系，而令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而假如您以同样的才华来拉近大陆与台湾的距离，您的名字是否会以更高的荣光被载入史册呢？”

言毕，我颇为自得地坐下，还有一些中国人为我鼓掌。老爷子微微一笑，答曰：“你说得很好。我刚才的演讲主题是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但其实在台湾岛内有一条政策：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永远优先于台湾与美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