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袁护国运动的结果并未争得真正的共和制度，孙中山于是再次倡导了护法运动。护法运动的目标在于捍卫共和国的象征——临时约法和国会，实质上是“二次革命”和中华革命党反袁护国斗争的继续，因而同样具有“竟辛亥革命之功”的内涵。孙中山发动的“护法之战，前后六载”《总理全集》第1集，第928页。，既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一幕，又延伸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始阶段。它的曲折历程的终结，则是由于为新的斗争所取代：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地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要之，“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国父全集》第3册，第918页。。

1916年6月，由于袁世凯在举国唾骂中死去，因而反袁护国运动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孙中山发表了《规复约法宣言》，认为“障碍既除，我国人当能同德一心，共趋政治之正规”。而恢复“和平与秩序”的“惟一无二”的方法，即是“规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当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迫于舆论和形势不得不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后，孙中山以为“重建民国”的任务大体完成，“盖今后想无有野心家矣”，于是下令“解散”中华革命军。仅东北军所部就交出枪械两千余支，为北洋军队所编遣。同时，孙中山决定停止中华革命党的一切活动，“解散党人”，“取消本党名义”。他对北京政府采取合作的态度，期望段祺瑞能够“扶危定倾”。自己则以“在野之身”倡导民生主义，“即拟着手实业，以期振兴国产，杜绝漏卮。”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下，他积极从事筹办银行和农垦事业。孙中山建设祖国的美好梦想再次重现，且被提上日程。

然而，事与愿违。段祺瑞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倒行逆施，在短短的一年中导致了多幕丑剧上演——督军团叛乱、张勋复辟、临时约法和国会遭到毁弃。严酷的现实使得孙中山意识到“不良之因素一如既往，仍在从内部危害中国之命脉”《致咸马里夫人函》，见《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中国台北，1969年版。。致使“民国一厄于袁世凯，再厄于段祺瑞”《军政府公报》第10号。，而后者的阴险狡诈不仅继承了前者的衣钵，甚至披着“再造共和”的冠裳招摇撞骗，“以假共和之面目，行真专制之手段。”孙中山对这些独夫民贼进行了揭露和声讨，并且准备开展新的斗争。1917年6月，孙中山就派胡汉民前往西南，促使参与过护国之役的各省再次发难，以便形成讨伐北洋政府的基地。7月，张勋拥戴废帝复辟。孙中山立即发表《讨逆宣言》，指出：“此次讨逆之战，匪特为民国争生存，且为全民族反抗武力之奋斗!”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载《建国月刊》第1卷第3期。7月6日，孙中山在取得海军的支持后，由沪乘舰南下，偕行者有朱执信、廖仲恺、章太炎和何香凝等。护法运动，由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