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顿挫”的革命征程后，孙中山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接近了中国共产党，并把这支刚刚诞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引为同志和战友，无疑是意味深长的重大政治举措。其时，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终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代表袁世凯及其继承者攫夺了辛亥革命果实后依然坚持斗争，但“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斗争以及护法运动都未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旧秩序在新形式下恢复，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人民生活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已发轫，并在阶级搏斗的最初回合中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崭新的面貌。在这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时刻，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必须经受严峻的考验和尖锐的挑战，对先前的活动加以反思和扬弃，才能开拓新的革命局面。而联共——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舵手结成盟友——对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继续前进具有关键的意义。

毫无疑问，寻求同盟者始终是孙中山政治生涯中的主要课题。在旧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相当强固，革命党人则因其社会基础孱弱而痛感缺乏可资凭借的物质力量。因此，孙中山在踏上革命道路后时刻寻求着盟友。早在兴中会时期，他曾试图同戊戌政变后流亡国外的维新派合作，但未取得成果，反而上了蜕变为保皇派的大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孙中山颇为重视会党，甚至加入洪门组织，以便借用秘密结社的力量。稍后，孙中山逐步抛却了“秀才不能造反”的观念，把争取留学生作为对海外侨胞的工作重点。从青山军事学校的创办到欧洲革命团体的组成，显示了他的活动实绩。为了组织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孙中山嘱托廖仲恺“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何香凝：《我的回忆》，第13页。。他还同他的战友们总结了武装反清斗争的经验教训，认为会党往往“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对这种具有宗法色彩的团体“不可专恃”，起义的“成事”有赖“取得新军”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第1352页。。正是由于孙中山重视寻求同盟者并且结成较为广泛的统一战线，他才有可能领导了全国范围的辛亥革命运动。而盟友的历史、阶级的局限，则成为这场革命的悲剧性结局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民国成立后，挂着各式招牌的政党应运而生。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组合为国民党，但改组过程意味着逐步变质：官僚、政客、军阀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原有的革命素质渐被消弭。孙中山在后来捍卫共和的斗争中继续寻求盟友，第一次护法运动甚至借用了地方军阀的地盘和力量。结果，却是无所作为和备遭排斥。结盟的得失关系着革命事业的成败，他在寻求盟友的过程中积累了深刻而又痛苦的经验教训。当然，这种消极状况的造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近代中国社会的“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中国无产阶级还未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社会舞台；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则尚未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