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到1960年，肯尼迪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地角逐民主党的总统提名。虽然他在国内议题上的立场日益自由化，但他的主要重点仍是对外政策，成为民主党内对外政策的鹰派主张的代言人，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放松军事准备，导致美苏导弹差距的出现。

1960年，肯尼迪成功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在大选中击败了时任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不过他的胜选仅有半个百分点的优势，而且民主党还在同时进行的中期选举中失去了20个众议院席位和2个参议院席位。面对明显授权不足的现实，肯尼迪就职后将那些进步主义的竞选承诺束之高阁，转而将工作重心放在诸如减税、复兴经济低迷地区、放宽关税等更容易实现的目标上。对于自己在大选中提出的民权承诺，仅仅在南方几个州的街头事件影响到最后一年的总统任期时，肯尼迪才采取行动予以了兑现，为种族平等大声疾呼，并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民权议案。

备受争议的政治遗产

肯尼迪遇刺的那天，他刚刚到达达拉斯，但疲态渐显，风流不再。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他的公众支持率下跌了19个百分点。他对民权运动的积极支持让他失去了南方几个州的支持；他的国内政策计划亦在国会遇阻，陷入僵局。民众对他能否展示持续、高效的领导力广泛存疑。尽管肯尼迪的支持率依然维持在58%的高位，但持续走低的支持率无疑会造成问题，影响到他的竞选连任。

然而，肯尼迪在遇刺身亡之后却被大大抬高。全国将肯尼迪之死视为国殇，举国上下哀悼三天，悲戚连绵。盛大的国葬让人宛如置身悲剧高潮，催人泪下。肯尼迪旋即被公众列为伟人总统。即便在28年之后的1991年，各行各业、背景迥异的美国人被要求举出三个最伟大的美国总统时，肯尼迪还与林肯不相上下，并列第一。［4］

肯尼迪遇刺之后的最初几年时间里，众多研究美国政治的权威学者依然对他褒奖有加。然而，十年后，学界刮起了一阵重新评价肯尼迪的风潮。在学术上对肯尼迪有两大批评，主要集中在他是否进行了无谓的政治冒险：一是意识形态冒险，二是心理冒险。一些学者主要从意识形态角度批评肯尼迪，将他描述为死硬冷酷的反共斗士，毫无必要地对共产主义国家充满了敌意。另一些学者从心理角度批评肯尼迪，强调由于其父望子成龙，努力促使四个儿子不断追求更高的政治成就，他们形成了过强的竞争意识。根据这种心理学的理解，父亲的威严深深地影响了肯尼迪，使他形成了一种大男子汉气质和强硬的政治品格。

沟通大师肯尼迪

肯尼迪图书馆的声像档案室藏有肯尼迪当选联邦众议员之后的电视采访短片，极具启发性。片中那个略显羞怯、话音柔弱的年轻人，与1961年1月20日那个豪气冲天的雄辩家简直判若两人。肯尼迪的就职演说让世界为之一震，他说：“火炬已经传递到新一代美国人手中，这一代人生于20世纪，在战火中经受考验，在来之不易的苦涩和平中得到历练，他们对我们悠久的优良传统无比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