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我和朋友去宜昌游玩，顺便去武汉看她，她竟然是先我一天刚从湘西回来。我和她坐在武昌的夜晚的洪山广场上，四周是奢华的灯光和人。她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给我讲刚刚发生的湘西之行。在火车上，一个流氓试图骚扰她，她还没来得及吭声，那流氓就被武汉的一位大姐骂得狗血淋头，鼠窜而去。她笑着说武汉女人真厉害。与她同行的那个女同学也很厉害，差点要跟那流氓动起手来。她们都争相要保护她。她的安全感只是因为这吗？我觉得也不尽然。实际上她并不要求这样的保护。比如现在，同在北京的她的男朋友千叮咛万嘱咐，要她不要夜间去北京的街上溜达，他警告她说，你不知道坏人有多少！但他在大兴，她在海淀，大部分时候，他只能在电话里监督她。有一天晚上，她的手机打不通，那男孩觉得她丢了，从大兴往海淀跑，跑到一座桥上时又给她打电话，电话通了，原来她窝在床上睡了一觉，正准备睡第二觉呢。男孩在电话里大声喊：“那我回去了啊……可是没车了……啊，车来了。”这是她和他之间可讲可不讲的故事之一，这样的故事多着呢。这对她来说并不意味着太多。她信任自己，也信任他。她从不把爱情当成一根救命稻草。每逢她的母亲跟她说到将来的婚姻大事，她总是说，那是将来，又不是现在，着什么急呢。她有时也说，她可不想结婚。她今年23岁了。听起来倒是不小了，但看起来，她还是一个初中生的样子。她像一只不可捉摸的猫一样生活在自身的意志里。她是那样地令所有人喜爱。但她从不认为哪一种爱是理所当然和永恒不变的。她也不依赖那些爱。她在她的小说里写过很多爱情故事，但她知道，爱情只存在于当下的叙述中。她的一位初中同学，与她对坐在我家沙发上，问她写过些啥，她说写爱情，就是写一个女孩爱上一个男孩，那男孩得病了，死了，就是这一类。把那个在科学发展观办公室工作的漂亮女生惊得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