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重大的文学时代。经历了长期的曲折之后，文学正在进入更新生命的蜕变期。当代文学纷繁变化的事实，令我们目眩。我们承受着它的“胎动”所带来的惊喜。纷至沓来的无视传统艺术规范（这种规范化的事业我们已有效地进行了数十年之久）的艺术创新，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新、奇、怪的特殊文学景观。我们的喜悦之情是我们的前人所不曾有的，我们为此充满了幸福感。这种幸福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获得的。与此类似的场面也许要追寻到二十世纪最初那一二十年的新旧两种文化的特殊激烈论争并最后导致变革的伟大时代。但我们也理所当然地承担了一份苦难，我们经历着无休止的因文学的蜕变而带来的不同观念、不同思维方式的冲撞与折磨，我们不得不以充分的耐心承受着历史的重负所给予的无尽的磨难。

但与二十世纪末叶展开的这场文学创作上划时代的变革性冲击相比，我们的理论批评显然要沉寂得多。理论未曾如同我们的“五四”前辈那样以勇猛的姿态为文学新潮呐喊着开辟前进的道路。

我们感到了某种匮乏。现实的理论批评界缺少那种立志于勇猛冲杀哪怕是有些偏激所带来的旋风式的呼啸。因此我们充满了期待。我们期待与文学创作的水准大体相称的文学批评，期待一种摆脱了对于非艺术因素的依附从而恢复了艺术良知的批评。这种批评不以一人一事的精致诠释为它的极致，而以建立于深厚的历史意识的显示文学大的走向的预测和判断来体现它的优势。这个工作需要整整几代人的争取。因为趋于凝固的思维模式给文学批评所造成的惰性力量是相当强顽的，它受到某种氛围的鼓励，因此，它的根本性变革将是一种长久的期待。

但“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北岛），文学的整个的跃动的环境不能不带给文学批评以新的冲动。一些没有受到太深批评惰性影响的批评力量，正在以无拘束的态度闯入了这个近于沉寂的园地。黄子平这样判定他的文学批评的观念：“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表现，是自我的一种存在方式”，“文学批评尤其需要创造性，创造性靠一种无拘束的自由心态”（《我与批评》）。这本身便是一种巨大的反拨，一种挣脱了禁锢之后的宣告。批评曾经只是某种附庸，批评的缺乏主体意识曾经是普遍的现实。不仅黄子平，他的许多同时代人，都对批评的某些业已僵化的模式观念表现了轻蔑。他们对自己的使命怀有充分的神圣感，他们无视那些要理论批评屈从于自己的非艺术的偏见与积习，而各自实践着自己的使命。单从这一点看，便可发觉理论自身孕育着何等惊人的内在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