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忽然对梁鸿有些敬重。对她走过的人生，有着几分敬畏。也就特别去看她写过的文章，尤其是她写过的批评文章，也就读到她的博士毕业论文《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洋洋洒洒，二十六七万字，完全是一部长篇的篇幅。20世纪，河南是人口大省，因为基数甚大，作家自然甚多，复杂的文学现象，各类文学作品，也如汗牛充栋。中原自古就为国之中心，文学的分量和杂乱，也如一个国家的有序和无序，可在《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中，却被一个年轻姑娘分析得条条理理、筋腱如丝、丝如筋腱。依据着河南的土地、文化和历史及其在20世纪中国政治空间中的位置及变迁，依据河南人的文化共性和做人的私性，先有宏观的史论，然后一个作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地分析，一切都如她的一盘理论之棋上的车马相卒，有规有矩、各得其所、各尽其能。有时一卒，在整个文学中，有着车马之用；有时一车，在文学中，也才一卒之功。分析作品，大可笼统而去，小可精雕细刻，有时让人印记如刻，有时让人内心欣慰。终于，也就对这个博士，这个年纪轻轻的学者，感到尊敬，感到敬畏，感到原来土地可以出产作家，也可以出产论家，并且是有些别样的理论家。

说到欣慰，是因为梁鸿在她的文章中常常提到我的名字和作品，而且，为我的作品写过不少表扬的文字。在这一点上，与其说我是一个作家，倒不如说我是一个庸常的俗辈，因为批评家说我好时，我总是心里高兴。有些文章，说我的文学成就多高多高，哪怕过头、名不副实，我也还是满心欢喜；而说我不好，哪怕名副其实，我从心里接受，但也会觉得没有比说我好感到愉快。

说到尊敬，是因为说我好的批评文章，也常要说到我的不足。这种不足，不是在通常中见到的那一种“瑕不掩瑜”的说法，而是文本分析，有条有理，让你无言以对，不得不服。而至于梁鸿，对她的那份尊敬，是因为我们彼此熟悉，来往较多，我又年长她许多，而她也敢于直接地批评我说，“你的《受活》技术性过强，隐藏着小说的‘技术主义’”，“你的《为人民服务》被禁了也好，因为它的故事重复了《坚硬如水》”，“你的《丁庄梦》写得委婉，但却缩手缩脚，最应该是一部有巨大张力的小说，被你写得玲珑剔透，过分完整”。她不光说这些，还要写上这些，还要在《当代文学视野中的“村庄”困境——从阎连科、莫言、李锐小说的地理世界谈起》一文中，那么直接、确切地说我的“耙耧山脉”的封闭和局限，及我对整个世界在认识和描写上造成的阻隔和遗憾。

因此，对她感到欣慰，也感到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