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丽的“陈旧”

在阅读当代小说的过程中，经常有一种分裂的感觉。就审美而言，当代作家的语言意识（莫言的华丽恣意，阎连科的怪诞奇崛，王安忆的细致绵长，李洱的反讽机智，都堪称独到）、文体意识（《生死疲劳》对“章回体”的再创造，《花腔》的“百科全书式”叙事，等等）及所实现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并且就思考而言，作家的批判精神，尤其是否定精神，要远远超过一般的人文知识分子。作家写人与历史、文明、制度之间的冲突，写得都非常好，你能感受到其中的惨痛，人所遭受到的压迫和文明进程的内在悖论。

但深刻的厌倦和失望却也常常不期而至。当你跟随着作品进入小说世界时，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小说的意义——无论通过多么富于匠心的结构方式或别致的语言表达——始终没能超越现实，它既没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方向和思考空间，也没能拓展我们的心灵世界。当作者对历史的情感、态度及判断已经成为不明自现的东西，是民族之中人的生活常识的时候，这种象征性的揭示还有什么意义？它远没有真正的现实给我们的冲击更大。剥离了莫言《生死疲劳》的外衣，把它还原到我们的阅读体验中，你会发现，《生死疲劳》让人厌倦的地方不是它过于放纵的语言及并不那么具有本质意义的动物变形角度，而是伴随着阅读逐渐产生的越来越强烈的空的感觉，陈旧、老套，无非是一些普通知识分子甚至普通中国人都知道的是非判断和基本观点，这让人无法维持激情的延伸，也难以获得心智的深层拓展。在回到那个充满古典意味的场景，在夜色沉沉之中，一盏灯突然亮了，昏黄、微弱，在它后面，是拿着惊堂木、带着眼镜的民间说书人，身材瘦长、严肃庄重。在他前面，是由于震惊、期待突然肃穆了的孩子和那些疲劳但却恭敬的大人们。这是乡村的节日。“啪！”惊堂木响了，一切都变得极为寂静，那是神圣的时刻，因为另外一个世界就要呈现出来了，那是高于他们的精神、生活和神经的世界。他们从那里学习，也感受那神秘的、不可言传的虚幻的故事的美。莫言的小说具有此种震惊的效果。但是，当你屏息凝听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这已经是你烂熟于心的故事，只不过换了名字与地点，对于说书人的故事结尾与训诫，你早已被教导了无数遍了。

2006年余华《兄弟》的发表可谓文坛的大事件，关于它的争议也最多。当重新回到文本之中时，会发现，《兄弟》之所以让人失望，除却读者对它的期待过高之外，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阅读《兄弟》，你的精神会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没有担待，到最后，你完全松懈而且畅快了，因为余华与你灵魂的世俗要求完全吻合，与这个时代的大众文化内核几乎完全一致，换言之，时代大众精神在余华这里没有遭到丝毫的抵触，反而被赋以逻辑严密的合情性和合理性。这并不是说余华放弃了批判精神，恰恰相反，作者沿用了其先锋时期的暴力书写，用冷静、酷烈、细致的手法给我们描述了时代政治的非人道存在与人性的变异，这在宋钢的父亲宋一凡在“文革”中被打的细节里表现得最为突出，而余华书写李光头时所运用的反讽修辞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批判（批评家总是忽略这一点，借此批判余华的“堕落”，其实有所偏颇，也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当作家试图以解构和游戏的方式批判政治精神的压抑与残酷的时候，却意外地陷入了大众精神的圈套，并导致作品陷入非此即彼的尴尬境地，对政治的控诉也由此变为对商业社会的膜拜，与此同时，李光头形象不但没有成为作家批判社会的代言人，反而走上与作者的期待完全相反的道路——时代精神的“英雄”。巴赫金式的狂欢化最后得到的不是“广场吆喝”后的释放与升华，而是彻底的松懈，背后没有任何力量的支撑。无疑，这一尴尬情况的出现与余华批判历史观的简单化，与作家对时代精神及历史的复杂性没有深刻的洞察力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