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元对立的历史观

如果进一步溯源的话，这一批判主义历史观的简单化倾向与当代文学整体思维范式有很大关系。从根本意义上讲，当代作家思维和批评思维还没有摆脱文学/政治、个人/集体的二元对立思维。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理论提出之后，在批评、文学和中国社会变革的合谋下，技巧、形式、语言、审美等文学的形式本质被作为“文学性”确立下来，而文学的物质内容，即它的历史属性却被从“文学性”中完全清除出去。这一清除也被看作文学终于与国家意识形态脱离关系获得独立地位的象征。这一理论导向的本质化倾向使文学的审美属性和历史属性对立起来，“文学/政治”“个人/民族”“个人叙事/宏大叙事”的二元对立思维被不断强化，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使个人与集体、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文学层面呈现出本质意义的断裂。

“纯文学”以后的当代文学思维有两个基本混淆。

一是把个人与社会根本性地对立起来，作家在致力个人命运的书写时，“社会”与“民族”往往充当的是一个简单的负性背景，没有被赋予美学与结构上的意义。当所谓“个人性”成为文学精神的全部，而这一“个人性”又是在对“政治”“集体”“民族”等名词的遗弃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时候，这其中掩盖了许多复杂性，历史与人的关系的复杂性，政治与个体生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这一点，在先锋文学与新生代作家的早期作品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而即使是如莫言、阎连科这样一直坚持“社会—历史”批判的作家，在叙述社会、历史、文明与人的关系时，也只是把它们作为一个纯粹压迫性的力量来展示的，没有把它们作为一种辩证的存在或共生的因素来考察。文明的进程从来都不仅是负面的，它必然有对传统文化结构和生存环境的正面影响，甚至在许多时候，我们很难说它的侵略性和强迫性是错误的，一味地“视而不见”或“否定”的结果只能走向一种简单化，并且从另一面加深了政治思维在文学中的渗透。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苦难书写的政治化倾向。人生的苦难种种，来自政治、历史的压迫，这是作家写作的基本前提与思想起源。因此，作家们往往有一种简单的历史决定论，或表现为纯粹的愤怒，或表现为虚无与妥协。苦难往往被看作某一历史阶段的过错所造成的，最终，对苦难的描述变成了对某一制度和某一历史阶段的控诉和谴责。

在最近几年，“苦难”又被“底层写作”所垄断。似乎只有与“底层”相联系，“苦难”才更沉重、更真实，也更有价值，而这一苦难的直接对立面就是政治，是中国的当代政治发展史。这是作家和批评界的共同误区。虽然它意味着作家承担意识的回归，也体现出批评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意识，但实际上，这种社会学意义的判断会直接伤害这一词语的词源学意义，它缩小了这一词语的深度与广度。这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评价，并导致了当代文学的泛政治化倾向。苦难的来源或许与历史、与民族政治的具体发展相关，但是，这决不是它唯一的来源，也决不是它的终极价值。这种世俗主义的和政治主义的理解使中国文学始终难以拥有升华的力量，也无法达到真正的悲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