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恢复对“中国”的爱

非常奇怪的是，当在阅读西方一些著名的美学家、作家或哲学家的作品时，哪怕他们在咒骂自己的祖国，也能够感受到他们在说起自己国家民族名字时的自豪感，一种深沉、宽广的爱与忧郁。“啊，法兰西”（波德莱尔）、“德国悲剧的起源”（本雅明）、“智利的民族”（聂鲁达）、“俄罗斯的平原”（屠格涅夫），他们喜欢说“法兰西精神”或“德国精神”之类的词。波德莱尔在自己的美学评论中经常提到这样一个词，“法兰西精神”，那是带着一种无限的爱说出来的，虽然恰恰是他在为法兰西捡拾那些被正统生活和精神遗弃的“垃圾”；尼采是他的时代的叛逆者，他批判一切，但是，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却透露着对德国精神的忧愤深广。而在中国，除了现代文学时期的鲁迅及其他少数作家，当代作品很少能让人感受到“中国”的存在，在作品的潜结构中没有这一宏大的叙事，而在提及“中国”这两个字时几乎没有感觉，多是一种反讽或冷漠，甚至被认为是可笑的，没有鲁迅目之所及的那种大热爱与大憎恨的矛盾，没有路翎《财主的儿女们》那种自我精神追寻与阔大的民族之爱相纠缠的痛苦。

或许，一味地批判与否定是最为懒惰，也最为肤浅的做法，它并不是真正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探寻，也不能够从真正意义上对世界内部做出有效的阐释与描述。波德莱尔在论述何谓“现代性”时这样认为：“宣称一个时代的服式中一切都是绝对的丑要比用心提炼它可能包含着的神秘的美（无论多么少多么微不足道）方便得多。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为了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变成古典性，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仪态、目光和举止”，都有其庄严之处，在这里，波德莱尔特别强调对于时代本身意义的发掘，强调对于时代的思辨意识，在丑中发掘美，在普遍的否定判断中寻求其还可能存在的价值，艺术才能真正呈现出它的现代性来。一个作家的任务也许不是辨析时代精神背后的政治学、文化学意义，不是某种理性观念的传声筒，但至少，对于试图从复杂的当代史中寻找民族的或个体的存在性的作家来说，他应该对其中的历史场景所包含的复杂性有所体察，有更深层的思考，而不应该被简单化的否定或某种概念化的模糊观念所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