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大“家”的建立与小“家”的被拆解

如果说《苦菜花》中的母亲为抚养女儿与报效国家不能两全而苦恼还只是“家/国”冲突的浅层次外现的话，那么，到了《山乡巨变》中，违背大“家”的意愿，保全个人小“家”则完全是落后的“私念”，甚至，家庭的基本成员关系与组织形式也有被解构的趋势。父子、母女之情在许多时候是被否定的对象，是软弱、自私的象征，而放弃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更是合作化的首要任务。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大批作品，如《三里湾》（赵树理）、《山乡巨变》（周立波）、《创业史》（柳青）、《李双双小传》（李准）等，在这些作品中都有一个封闭的结构：以党的工作队进驻农村与离去为开始和结束，大部分农民家庭经历了由不情愿放弃土地和私有财产到自愿加入农业合作化队伍。换言之，家庭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单位遭到解体，父子之间血缘性承继关系没有任何意义，个人存在和个体需求的合理性被彻底否定，而只能服从绝对的政治要求。《山乡巨变》中，刘雨生的妻子渴望得到丈夫的“体贴”“小意”，丈夫却因一心为公而责备她，全社的队员都对她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并且支持刘雨生和她离婚；工作队干部邓秀梅几乎一年都没和丈夫见面，邓秀梅对丈夫的想念在一刹那便被作者闪过去，重新回归到对合作化的领导之中；如果说淑君和陈大春的爱情在文章开始还让人心动，到文章结束的时候，淑君已经从一个美丽单纯的少女变成一个工作狂，她们的爱情被“集体”这一名词同化和异化，没有任何个人色彩，这种公和私之间的绝对对立和对个人情感的排斥使家庭这一社会单元层遭到前所未有的冷漠。他们都仅仅从属于党的领导，党在这里处理家庭纠纷、财产分配、生产劳动等，同时也代表着人们精神的最高指向，“政治意识形态最终转化为新的美学原则”。因此，农业合作化道路说穿了，不过是给农民指定一个新的“家长”——党，在“党”的背后是集体主义的乌托邦梦想。这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家族制度的文化原型。农民对合作化的真诚信任实际上仍来自对延续几千年的家族制度（皇权制）的惯性依赖，虽然他们在此中一直位于附属地位，但在潜意识中仍把它作为一种权威和理想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