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高粱》：“恋祖”情结与酒神精神

耐人寻味的是，和现代文学阶段小说家族主题中“祖”的衰落相反，“祖”在20世纪90年代家族主题小说中被反复强化，如《纪实与虚构》《红高粱家族》等。在这些作品中，“祖”的强壮、自由和当代“孙”的苍白、畏缩的形象相对比，“祖”常常意味着生命力、民间精神和某种民族精神的凝聚力。这是一种回归，但决不是对传统家族制度的回归，而是在当代生活的浮躁性、无根性之中，作家对传统文化精神本能的一种寻找，它传达了现代文明本身的某种无能和缺陷，也展现了现代人生存的某种危机意识。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不断讲述“我爷爷奶奶”的故事，“我”醉心于“爷爷奶奶”感天动地的豪迈和野性，对自己的种的退化痛心疾首，红高粱家族是生命、性、张扬的象征，“我”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做白日梦的城市游荡子。《红高粱家族》也叙述了“我爷爷奶奶”的愚昧和残酷，作者似乎陷入了“恋祖”的文化自足心理之中，“祖”的张扬和“孙”的苍白以及“父”的缺席相互缠绕，作者本人在时空中任意营造自己理想中的家族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家族史被抽取出来，置换成一场浪漫的民间传奇故事，正史与野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完成了当代文学从启蒙到反启蒙的书写。而这一反叛正是对当代文学过于浓重的理性精神大胆突破，个体旺盛的生命力被第一次从美学的角度得到赞美；从家族主题嬗变的角度来说，《红高粱家族》对民族精神、家族精神做了一个全新的阐释，家族的精魂不仅仅是文化礼仪的传承，更多的是对生命的热烈投入，带着任性、无拘无束的自由冲动。莫言崇拜尼采的“酒神精神”和由此而达到的沉醉境界，“它意味着无拘无束的本能的解放，是动物冲动和神性冲动的同时爆发，沉醉就是把个人还原为构成它的集体本能和因素，是自我的弥漫和扩散”。也许莫言最能理解动物冲动和神性同时爆发的内在和谐性，因此，“父”的诞生不是在充满腐败气息或文化传统的高院深宅，而是在充满原始气息的荒野之中。可以说，莫言所写的既是“我”的家族历史，也是他心中的家族精神历史。在更高意义上，或许还隐含着对一个族群生命力越来越退化的担忧。当作品中的“我”回到“故乡”时，深为自己一身的“家兔子气”而羞愧，感到愧对祖先的豪壮、野性与敢爱敢恨的浪漫情怀。在这里，作者也包含着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与对民族生命力退化的担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家族“祖”的形象——“我奶奶”身上承载着作者对两套话语的叙述，一套是对家族血性历史、对革命的向往，另一套则是对个体的自由、对生命力的向往。这两套话语在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中是相悖存在的，但在莫言这里，国家话语/家族命运、正史/野史、家族文化/当代政治、性/爱却被非常完美地融于一体，也完成了当代家族小说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