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欲望手枪

卫慧、棉棉们的横空出世把女性主体书写拖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女作家们在小说中充分展现女性自身的以及对男性的欲望追求、鄙薄婚姻、鄙视一切两性的正统规则，她们以自我为中心，根据自己的需要“安排”男性在自己生活中的位置。她们大大方方地承认女性的“他者性”，突出女性的被看，在被看的同时，既获得了自我精神价值的肯定，也满足了物质的需求，包括肉体。或者说，她们利用了自己的“他者性”，把女性的劣势社会处境转化为特殊的优势。因此，伍尔夫所要求的“一间自己的房子”对卫慧们来说已经实现，它们同样是对抗男权社会的女性堡垒，但是，其目的和精神实质却完全不一样了。“男性”在她们强大的欲望和精神面前变得苍白、无能、被动，成为“精神上的婴儿”，《上海宝贝》中的天天和《糖》中的赛宁都是典型的例子。卫慧、棉棉、尹丽川们展现了男性在女性面前的迷茫、软弱和失落，女性依据自己的选择而生活，选择情人，坚持自己离开和回来的自由。她们充满张扬地描述男性的种种虚弱、萎缩和卑劣，嘲笑他们对女人的控制欲以及对家庭、婚姻的传统态度，而很少进行道德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批女性作品以她们惊世骇俗的轻蔑对现代文明中的婚姻、家庭伦理和夫妻关系模式提出了真正的质疑和挑战，从而获得了某种内在的“自由”和精神上的“独立”。然而，这种“自由”和“独立”是否真正意义上女性主体意识的实现？女性身体、欲望可以被正常化、大胆地描述出来，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进步，是女性身体意义的张扬，是对“象征秩序”的一种削弱和动摇，但是，事实上，却又无形中满足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窥视欲，她们在大胆展示女性自身的同时又给男性社会提供了可供欣赏的标本，这本身并没有脱离男性心理和社会的消费心理，并且不可避免地遭受着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机制和商业机制的操作，女性身体又一次沦为整个社会操作机制的一部分，这不能不说是女性主体的悲哀。从另一层面来讲，把“男性形象婴儿化”又意味着女性对男性和女性所共同面对的“宏大叙事”的无知和冷漠，一味地贬低或嘲弄无助于理性分析“象征秩序”的深层含义，这使得她们的书写方式本身很难渗透进去更为广阔的命题。这并不是说她们的写作因此就意义不大，而是它标明了女性书写在此一点上的空白和匮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代女性书写中“男性”角色的隐喻地位在不断发生转换，这显示出女性主体意识的某种焦虑、异化和不确定。虽然当代女性已经充分意识到自我的价值和主体存在的意义，女性的独立性和容纳性也在不断拓展，但是，无论在家庭、情感链条，还是在国家、社会现实的链条上，女作家似乎始终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男性，无法寻找到自己确定无疑的主体存在形象，当然，也无从构建一个理想、稳定的男性形象和两性关系模式，更无从建立女性自身所能接受的、具有更平等意味的“象征秩序”。实际上，从文本传播和流通领域来看，女性书写的每一次变化都不得不经过以男性视点为中心的社会话语场的过滤，歪曲、遮蔽、利用、篡改使试图进入公共价值空间的女性交流变得极为困难，这也使得她们很难对社会的“宏大叙事”发出自己的声音。换句话说，女性仍然无法超越“男人”以及他们所建立的“象征秩序”，独立地出现在社会、民族、国家的视野之中，她们必须首先解决与“男人”之间的历史关系与现实关系，才能找到言说的方式。但是，女性书写要想在“男权天空下另辟苍穹”，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修辞”方式，并且这一“修辞”方式能够传达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手足关系”，传达出女性对自我、社会、政治和现实的真正理解，则几乎是很难的事情。这也注定女性主体意识始终只能处在暧昧难定的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