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被逮捕后，思想文化界人士和北大师生纷纷展开营救陈独秀活动。李大钊四处奔走，给北洋政府制造舆论压力。陈独秀作为思想界领袖人物，在当时有着巨大影响力，他的被捕立刻引起北京媒体高度关注，《晨报》、《北京日报》率先对此事作出报道，引起社会舆论大哗，全国各地报刊争相转载报道，社会各界也函电交驰，强烈谴责北洋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

在社会各界的强大压力下，经多方营救，9月16日，北京警方在北洋政府授意下，同意由安徽同乡会以陈独秀有胃病为由，将其保释出狱。高君曼经历了3个多月的担惊受怕，如今见陈独秀平安归来，喜极而泣。这场磨难让两人尽释前嫌，重归于好。

然而，陈独秀虽然出狱，但并未获得全部人身自由，行动仍受到监视与限制，并被警方告知，重大行动需征得政府批准。1920年1月底，陈独秀悄悄离开北京，到上海与章士钊、汪精卫等人商量筹办西南大学事宜，并受邀至武汉讲学。2月4日，陈独秀抵达汉口，5日到7日先后在文华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提出“改造社会三方法”：

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

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劳动共同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有产业的安享；

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公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这田地的权利。

同时还提出两个信仰，即“平等的信仰”与“劳动的信仰”，在武汉各界引起轰动，各报争相报道与转载，引起湖北当地政府的注意与恐慌，随即勒令陈独秀停止演讲，速离武汉。

7日晚，陈独秀返回北京。不料北京警方已发现他秘密离京，随即在火车站和陈宅附近布网，准备将其再次抓捕入狱。

李大钊提前得到消息，立刻派人到火车站等候陈独秀，将他转移到安全地方。然而却阴差阳错，陈独秀不仅与李大钊派出的人错过，也在不知不觉中躲过了军警的视线，安全返回家中。

陈独秀到家不久，便有军警上门，一看陈独秀在家，不由得大吃一惊：

“陈先生，你回来了，你怎么不说一声就离开北京呢？”

“家中有点急事，无须花费太多时间，就没有通知你们。”

军警没与陈独秀多说，便匆匆离去。陈独秀顿时觉得不对劲，立刻去了胡适家中，接着又到了李大钊家。李大钊见所派之人没有接到陈独秀，正焦急万分，不料陈独秀自己找上门来，真是大喜过望。由于李大钊是警方眼中的第二号“危险人物”，其家中也非安全之地，随后李大钊将陈独秀暂时安排住到其老乡北大化学系教授王星拱家中，然后商议如何逃出北京。

由于警方已在车站及主要场所布控，为了安全起见，李大钊雇了一辆骡子车，于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专程送陈独秀前往天津。此时已临近春节，天寒地冻，两人乔装后坐在车上，一路畅谈，李大钊提议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在中国走苏俄道路。陈独秀听后，十分赞赏，达成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共识，并留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陈独秀一向心高气傲，很少真正佩服过几人，而李大钊便是其中一位。他曾称赞李大钊“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有朋友问他：“都说‘南陈北李’，你比北李如何？”陈独秀则由衷叹道：“差之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