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邓季宣任国立九中总教务主任，很快帮助陈松年在该校谋到一份管庶务的差事，有了一份固定收入。但1939年3月，78岁的谢氏开始卧床不起，由于谢氏双目失明，陈独秀亲手为谢氏盛饭夹菜，总算在谢氏生命的最后时刻尽了为人之子的孝心。

3月22日，陈独秀在床前陪伴嗣母走过人生最后一刻。

但对嗣母的后事，陈独秀主张一切从简。在他的观念里，人已逝，没必要拘泥于那些繁文缛节。赶来奔丧的大姐一听，跳起来将陈独秀一通数落：

“你知道你的几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吗？你几时尽过一点责任？两个孩子去了上海，你管过他们多少？哲民那么小，读书的费用你出过吗？”

陈独秀无言以对，他与高晓岚的几个孩子全部由嗣父、嗣母养大自不必说，他与高君曼的孩子虽然不在老家，在得知他无力供四子哲民在北平大学读书时，谢氏便叫北京“崇古斋”牛老板从陈家的股息中每月抽出30元交给哲民。

一生从不服软、从不轻易改变自己主意的陈独秀，这次改变了主意，按照大姐的意思，为嗣母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谢氏去世后，陈独秀决定搬出邓家。尽管邓氏兄弟真诚挽留，但邓仲纯毕竟“惧内”，潘兰珍实在受不了邓太太的百般刁难。当时在江津给予陈独秀一家诸多照顾的，还有当地儒商邓蟾秋、邓燮康叔侄，邓仲纯兄弟就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得以在江津站住脚的。

邓燮康得知陈独秀准备搬家后，在鹤山坪施家大院找到一处住所，后因环境吵闹，又帮助陈独秀搬到不远处的石墙院。

由于陈独秀无薪水收入，而又一身傲骨，拒绝国民党官方以及个人经济援助，生活主要靠北大同学会的接济、朋友们的接济和他本人微薄的稿费，常有断炊危险。邓氏叔侄有意无意地给他一些帮助，陈独秀常碍于情面而婉拒，邓蟾秋说：

“鄙人和侄儿虽然从商不言政治，但慕陈先生之名已久，你竭力宣传抗日的爱国精神更令我们敬佩不已，请务必收下我们尽地主之谊的一片心意……”

自到江津，邓仲纯一直充当着陈独秀的保健医生，大病小病全部免费诊治。陈独秀搬到施家大院、石墙院居住后，邓仲纯也是常来常往，忙不过来的时候，会及时派医院内伙夫转送药品和陈独秀的往来信函。

鹤山坪距江津城有30多里绕道山路，但水路便捷，延年医院自然成为陈独秀的信函中转站。当时与陈独秀书信往来频繁的，主要是他的学生、时在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的杨鹏升和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授兼国立编译馆编辑的台静农，还有一些报刊社寄来的样刊样报、稿费等。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陈独秀仍笔耕不辍，就抗战、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道路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他花费大量时间用于研究文字学，写成《小学识字课本》，但在出版时遇到困难。

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两字不妥，容易与小学校混开来”，国立编译馆只好通知陈独秀改书名，而此时国立编译馆已预付5000元稿费。这5000元对困境中的陈独秀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但考虑到我国历来将“小学”解释为研究文字的学问，陈独秀回复相关部门“一字不能动”，对潘兰珍说：

“书没有印，这5000元不能动。”

这就是陈独秀的性格，终其一生，不屑为五斗米折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