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在五卅运动中，向忠发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广交朋友，扩大工运力量，在工人中影响越来越大。1925年末，向忠发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参加汉口国民党党部工作，并于1926年1月出席了国民党二大，出任国民党汉口党部工人部长、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兼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北伐期间，在岳阳刚刚被攻克后，湖北区执委机关为准备北伐军进攻武汉一度迁至武昌，只有向忠发、许白昊等四人留在汉口，此时汉口工人运动高涨，于是向忠发与许白昊成功领导了汉口工人的罢工斗争，并成立湖北省总工会，向忠发出任总工会委员长。随后，武汉地区工人运动迅速得到统一，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工会组织由13个迅速增加至270个，被组织起来的工人数量达几十万人，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并成为当地重要的政治力量。向忠发在工人中的地位骤然攀升，成为工人领袖中的一颗耀眼巨星。

而此时，工人领袖邓培于1927年4月底在广州遇害，另一位工人领袖王荷波改任中央监察委员，这就给向忠发进入党中央领导圈子创造了机会。

在中共早期历史中，有四名工运领袖是由土生土长的工人发展而来的，这四人就是邓培、王荷波、苏兆征和向忠发。由于向忠发入党晚，地位远不如邓培和王荷波。邓培和王荷波最早当选中央委员，并在中共三大、四大进入中央政治局，或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远比向忠发和苏兆征耀眼。因此，邓培的遇害与王荷波的改任，使向忠发与苏兆征得以脱颖而出。

192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五大在武汉召开，向忠发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又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与之相比，苏兆征则在中共五大上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此时的向忠发尽管当选了五大中央委员，但作为一省工会系统的负责人，离中央领导核心尚远，即使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也尚无条件参与。他之所以能够很快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步登天，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与共产国际有着直接的关系。

就在两湖地区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中共中央为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开始抑制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向忠发作为工人出身的工运领袖，对此极为不满。到7月初，又传来了中共中央的决定：解散工人纠察队。

这个消息，令向忠发一跳老高。让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这是向忠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立刻赶到武昌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不分青红皂白便是一通指责。向忠发此举，给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7月中旬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已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要“号召全体党员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改造中共中央，“必须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成长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总结产生机会主义错误的教训时，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党的领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根据这一认识和共产国际的要求，会议决定将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选入党的领导机关，使之“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当时党内现有的工人、农民组织的领袖只有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经过投票选举，苏兆征和向忠发各以全票即20票，当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王荷波以17票进入中央临时政治局。

自此，向忠发开始了步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