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瞿秋白、李维汉等人到达上海，向忠发即向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报告此事，被同时批准以中央委员身份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有关信息。

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带两名武汉工人、五名上海工人，从上海乘坐苏轮安迪吉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转乘火车，于11月初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向忠发可谓风光无限，他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当天参加了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接着又在电台发表讲话，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向忠发还得以接触到共产国际高层领导，并受到斯大林、布哈林接见。斯大林与布哈林原本对国共分裂时向忠发的表现有所了解，对他颇为好感，如今又见他来苏后的不俗表现，决定对他加以栽培。

当时共产国际正在为中共物色工人出身的高级领导干部，向忠发这个时候出现在共产国际面前，正是机缘巧合。随后，共产国际安排他到德国和比利时出席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扩大会，向忠发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革命形势和反帝运动的发言，还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并参加了组建在“反帝大同盟”领导下的“反对中国白色恐怖委员会”，增长了不少见识，同时使他的身价倍增。

正所谓运道来了挡不住，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召开，向忠发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向忠发、李震瀛和斯大林、布哈林共同商讨、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在大会中获得通过。

能够与苏共第一书记斯大林、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坐在一起，共同起草文件，令向忠发感到十分荣幸与荣耀，这一经历无疑成为他的一大政治资本。在此次会议上，向忠发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然而，正当向忠发在莫斯科如鱼得水的时候，苏兆征自国内来到莫斯科。突然见到苏兆征，向忠发颇感意外。苏兆征说：

“中央决定由我们三人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我们三人？”向忠发问了一句，他知道三人还包括李振瀛，他想知道的是三人的分工与任命。

“由我们两人做全权代表，我任书记，李振瀛为秘书。”

“全权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