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李立三起草了一个中央通告，在通告中说明了一个观点，即：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极力支持南京政府稳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同志正趋于暂时稳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形下，党要将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首位。

向忠发对此并不赞同，公开予以反驳，但由于多数人同意李立三的观点，向忠发不得不批准此通告下发。然而两个月后，即3月初，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这个观点提出批评，向忠发立即公开批评李立三有右倾危险，同时提出将“反右倾”当做唯一任务，并称“左”倾盲动错误已经不复存在。

向忠发的态度引导党的领导层逐渐“左”转。而共产国际在当年的2月、6月、8月，相继发来一系列带有“左”倾错误的决议案和指示信。向忠发自以为率先提出反右倾，本可以成为一种政治资本，殊不料，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在接到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后，很快通过一个决议，指责中共中央“左”得不够，因而犯了右倾错误。

向忠发气得暴跳如雷，指责远东局“一贯犯有右倾错误，如今对中共中央指手画脚，吹毛求疵，还不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的错误"

随后，中共中央与远东局就如何看待中国的富农、赤色工会等问题展开争论，向忠发甚至先后三次跑到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与对方争辩。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抗议，上报共产国际。

当中共中央还在与远东局争论不休的时候，1930年初，共产国际1929年10月26日的指示信送达了，共产国际在指示中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开始进入高潮，应当立即准备实行夺取政权的行动。

这个指示，令中共中央领导人热血沸腾。向忠发一心要做出点儿震动共产国际的大事，早就主张尽快行动起来，如今有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自然不会再有什么顾虑。

由于与远东局的争论仍未解决，中央政治局派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身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同时出任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成为了向忠发的主心骨。向忠发对李立三说：

“不进则退，不‘左’则右，如今夺取政权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

“好，我立即着手理论方面的准备工作。”李立三当即表示。

中共中央立即通过决议，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国际的10月指示。随后，李立三很快制定出一个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以进攻武汉为中心，分别在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举行暴动，在武汉建立红色政权，将国民政府赶到北京，然后发动冀鲁豫暴动，推翻北京政权；同时在北方的哈尔滨、大连举行起义；在南方的广州、香港举行暴动，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实现世界革命的爆发。在此情况下，苏联与共产国际也应配合中国革命，给予军事援助。

尽管构想了革命的宏伟蓝图，但李立三此时对敌我双方力量的估计并不是十分乐观，他在起草文件时，要在文件上肯定“革命发展存在不平衡的情况”，以免下级发生“左”倾错误，向忠发则明确指出：

“去掉‘革命发展不平衡’一句，事实上到处都有胜利的可能。”

当李立三表示，“现在实际上只是农村存在着明显的革命高潮”时，向忠发立刻反驳说：

“我绝对不同意这个说法！这一说足以使一些同志观念动摇，将革命分作两个东西，忽略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只简单看到了几个枪杆子、赤卫队。”

当李立三含糊其辞地说，“革命高潮正在一天天地接近，来到我们面前”时，向忠发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以说革命高潮已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