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过去的历史，人们总喜欢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文化人的黄金岁月。教授真金白银，国外回来的才俊，年纪轻轻，薪水动辄几百大洋。在哪儿混都系主任，住舒适的小洋房，娶美丽的外国老婆，生一大堆儿女。

历史常会有惊人的相似，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大环境，仿佛今天的重演，都是国际金融不景气，西方普遍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却欣欣向荣，恰巧遇上了良好的发展机会。那个年代的海归占了大便宜，很轻易就把各行各业的好位置给占了。机会就是机会，机会真是机会，好机会一过去，过眼烟云，海归立马变成海待。

抗战爆发，海归们好日子到了尽头。像蔡威廉，名媛名教授，住院生孩子的钱都没有。穷困成了文化人的普遍现象，教授的手杖还在，雪茄已没得抽了，要想出各种法子挣外快贴补家用。朱自清不得不去中学兼课，再编点教材。闻一多玩美术的底子终于派上用场，自称手工劳动者，公开宣布润格，替人篆刻图章。

玩化学的人让大家羡慕和眼红，因为很容易转化为实用技术，譬如制造味精，制造肥皂。据说美国人曾向北大化学系求教过“味精”工艺，对于这种虚心求教，曾昭抡只要让弟子出面就足以应付。抗战期间，教授们穷得不像话，他在内地帮人开办了一家肥皂厂，立刻成为教授中的“富翁”，每月居然能多吃好几顿肉。

曾昭抡是与政治无关的人，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那学问，是政府就该喜欢。按说国民党共产党，没有不用他的理由。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中央专门发文件，撤销高教部副部长一职。不当官是种解脱，北大不要了，武汉大学还当块宝，他便去了武汉。“右派”有些糟糕，不过当教授的“右派”中，曾昭抡的境遇相对还好。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或许都不能算悲惨，毕竟是搞研究，只要有书和实验室就行。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冲进北大，他妻子俞大遭到暴打，忍受不了污辱，仰药自尽。第二年，饱受批判的曾昭抡也在武汉告别人世，他患癌症已五年，妻子的死讯所有人都瞒着他，一个居心叵测的造反派故意公开了这个秘密，往他心上扎了最后一刀，曾昭抡终于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