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阅了大量的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录、访问记、论文、人物传记、档案等中共党史专家们做出的众多的研究成果。本书是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没有他们的细致的研究，就不会有这本书。例如，邵维正的几篇关于中共“一大”的论文，给了我很多启示。

中共“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当时的档案所存甚少。中共“一大”的代表们虽然有很多人留下了回忆文章，但大都是事隔多年的回忆，而人的记忆力终究有限，因此对许多事说法不一。陈公博的《寒风集》中甚至把马林和“斯里佛烈”( 马林的原名) 当成两个人，而《包惠僧回忆录》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有多处。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政见不一，回忆的观点也有明显分歧。大致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后来留在中国大陆的，如董必武、李达、包惠僧的回忆；一类是在海外的，如张国焘的回忆；另一类是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仔细、慎重地比较各种回忆录，去除错记之处，剔除虚假，删去某些人的自我吹嘘，弄清某些难言之隐，这番“去伪存真”的功夫颇费时间，但这是必不可少的。我力避“误区”，尽量做到本书史实准确，因为所描述的是重大历史事件；然而，错误的窜入有时往往还是难以避免的。

本书采用“T”字形结构：第一章至第六章，写的是历史的横剖面，即1921 年前后，而第七章则是纵线，写了中共“一大”代表及与“一大”有关的重要人物自1921 年至谢世的人生轨迹，其下限一直写到1987 年刘仁静之死。另外，《尾声》一章以粗线条勾勒中共的历程。

这样的“T”字形结构，为的是使这本书有纵深感。

当本书正在写作之中，1990 年2 月12 日，我在上海作家协会出席专业作家会议，有关领导传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意见：“希望上海的专业作家能完成一部关于中共‘一大’的长篇，以庆祝中共诞生70 周年。”这一意见与我的创作计划不谋而合。《新民晚报》很快就报道了我的创作情况。这样，也就更加紧了本书的创作。

《红色的起点》初版本在1991 年1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诞生70 周年前夕，而这本书在当时又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唯一一部纪实长篇，正因为这样，书一出版，引起强烈反响，进入“热门书排行榜”前五名。数十家报刊选载、摘载、连载了这部长篇，内中有《文汇报》《羊城晚报》《报刊文摘》《文摘报》《海上文坛》《民主与法制》，等等。《社会科学报》则连载了作者关于《红色的起点》的采访手记。

1991 年6 月28 日，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了《红色的起点》作品讨论会。作家、党史专家、评论家热情地肯定了这部纪实长篇。

中共党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杨云若教授指出：

“《红色的起点》一书收集了有关中共‘一大’的大量资料，集中解决了若干含糊不清的问题，把党成立之前的有关事件和人物交代得一清二楚。全书才思横溢，文笔流畅，可读性很强，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它既是一本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又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多年致力于中共“一大”研究的中共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指出：

“看了《红色的起点》，大有清新之感，这样生动地再现建党的历史，的确是一个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