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生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之后，1919年6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的负责人之一加蓬向俄共（布）中央建议，在西伯利亚区委成立“东方局”（又称“东方民族部”），专门负责和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

当红军进入海参崴之后，杨明斋受到了重视。不言而喻，他身为布尔什维克，又是中国人，通晓中、俄两国语言，是难得的可以从事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的恰当人才。杨明斋参加了设在海参崴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工作。

1920年1月，一份来自海参崴的重要报告，送到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这份报告是由维库什纳列夫和萨赫扬诺娃共同署名的，他俩都是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份报告向俄共（布）中央提出了他俩的建议：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应着手和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的联系。

也就在这份报告送出不久，李大钊送走了陈独秀，来到了天津“特别一区”那幢小楼。来自天津的重要信息，迅速传到了海参崴。

李大钊不是江亢虎。中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与俄共（布）挂上了钩。从海参崴派出的俄共老布尔什维克伯特曼住在天津，不断发来准确、可靠的情报——他找到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战友！

俄共（布）中央仔细研究了远东地区委员会负责人的报告，获知了来自中国的最新信息，于1920年3月批准建立了“俄共（布）远东局”，作为俄共（布）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在海参崴，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维廉斯基·西比利亚可夫被任命为分局的负责人。俄共（布）远东局选择海参崴建立分局，是由于海参崴这“东方的门户”跟中国联系方便——那时，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道遭到战争的破坏，一趟列车起码要二三十天才能到达。

1920年3月，就在建立远东局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同意，给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发去电报：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

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所保存的档案（卷宗514，目录号1，归案卷号4，第7页）表明，派遣这个代表团的使命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

又据日本波多野乾一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5卷透露，列宁对这个代表团下达了三项指示：

一 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二 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

三 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不过，作者并未注明列宁的三项指示的出处。施瓦茨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兴起》（B.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同样没有注明原始材料出处。

不论怎么说，代表团负有“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这一使命是确切无疑的。杨明斋被选入代表团，他的职务是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