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初,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不远处一幢外国公寓里,来了五位新客人。客人们一律持“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护照,三男两女,其中一位男子一望而知是中国人,却能操一口流畅的俄语。
据云,五位客人是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他们都持有《生活报》记者证,此次中国之行,为的是筹办建立一家通讯社,名曰“华俄通讯社”。这家通讯社将把中国的消息译成俄文,发往俄国;同时把俄国的新闻译成中文,供给中国各报刊,以促进中俄两国的信息交流。在当时中俄两国消息相互闭塞的情况下,《生活报》的记者们筹建这样的一个通讯社,倒是确实需要的。当别的外国客人问起这五位俄国记者时,他们总是如此叙述自己来华的使命。
就在这个代表团抵达北京不久,又有两位从不同途径赶来的俄国人悄然到达北京,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其中的一位俄国妇女,也来自海参崴,不过她的外貌跟正宗的俄罗斯女人不同,她是贝加尔湖沿岸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她叫萨赫扬诺娃,会讲俄语,也会讲蒙古语,是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在三个月前,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函,建议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的便是她。
另一位是身材高大的俄国男子,蓄着大胡子,会讲一口纯正的法语——他本是俄国工人,后来侨居法国。他倒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记者,从哈尔滨奉命赶来。他叫斯托扬诺维奇,又名米诺尔,俄共(布)党员。
萨赫扬诺娃和斯托扬诺维奇前来北京,都是为了配合那个《生活报》记者代表团执行特殊的使命。
最先开始“采访”的,是那位中国人——杨明斋。比起他的俄国同志来,他在北京活动要方便得多。虽然他的衣袋里放着苏俄护照,但是他一走出外国公寓,便消融在街头那黄皮肤、黑眼珠的人群之中。
对于杨明斋来说,这儿虽然是他的祖国,不过新来乍到,仍有人地生疏之感。他毕竟19岁便离乡背井“闯俄罗斯”去了,在俄国度过了19个春秋。他这次是头一回来到北京。
杨明斋首先“采访”的是号称“中国通”的波列伏依。他来到了离王府井大街不远的北京大学,跟这位在那里任教的俄语教授用俄语交谈着——虽说他们也可以用汉语交谈,但是那时北京城里懂俄语的毕竟不多,用俄语交谈保密性更好一些。
波列伏依的中文名字叫“鲍立维”,又叫“柏烈伟”。在海参崴长大的他,常跟那儿的中国人打交道,会讲汉语,懂中文。他居然研究起中国的《诗经》来,成了一位汉学家。1918年下半年,他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住在“特别一区”。台湾王健民先生著《中国共产党史稿》一书称他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那是不正确的。他不是俄共(布)党员,而是白俄,当然也就不可能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不过,他倾向革命,与俄共(布)的许多人有着友谊并保持联系。他来到天津之后,确实跟北京、上海、天津许多进步文化人进行联络。他既会讲俄语,又会讲汉语,成了沟通俄共(布)朋友和中国进步文化人之间的桥梁。
鲍立维对《新青年》杂志非常注意,每期必读。理所当然,他注意到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大名。去北京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跟李大钊谈得非常投机。他送给李大钊一些来自莫斯科的关于马列主义的小册子,使李大钊十分高兴。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英文本,便是其中的一本。于是,李大钊介绍鲍立维到北京大学担任俄语教员,并编纂《俄华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