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行社成立后不久，蒋介石开始考虑重组情报机构，并意识到“国际情报学非速看不可。”（4月3日）他首先在力行社内部成立特务处，“处长初由常务干事桂永清担任，桂以非其所长，辞不就任，由领袖提名候补干事戴笠担任”。 蒋还从力行社成员中挑选二十余人接受情报训练，主讲人是蒋聘请的德国顾问。在此后的一个月内，他把很大的精力放在情报组织工作上，他的阅读重点也几乎都是情报学知识，在日记多处留下这样的记载：“与康泽、戴签谈话……各地特务组织亦有研究。”（4月9日）“定情报课程，发力社款，定情报组织法，情报精巧与重要实为治国惟一之要件，但选人甚难，梦寐求之，未易得也。以后以情报机关组织法，与情报网之组织最为重要，当精思之。……看各国情报活动之内幕，阅之手难释卷，甚恨看之不早也。”（4月21日）“今日穷一日之力，将各国情报之内幕看完，为近今最爱最要之书，……从政者非知此不可也，得益非浅。”（4月22日）“五时起床，看情报学。”（4月25日）

他此时最大的困难，同样是缺少满意的人才。他在日记中多次感慨：“期得一人为情报领袖，与情报组织总未得其人也。”（4月19日）而此时纳入他视野的骨干，大都是他原有的干部，他曾开列以下名单：“特务组织以徐恩曾、陈希曾、戴笠、郑介民、竺鸣涛为干部，蔡劲军亦可入选。”（4月13日）但这批人并不能满足他的期望，在他看来，“情报人员与组织皆无进步，焦急之至。”（4月26日）。为此，不得不多次与陈立夫“谈情报组织”（4月20日）、“谈情报事”（4月24日）。这年9月，他无奈中将上述两个机构合并为一新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下设三个处，“第一、第二两处分掌党、军方面的工作，由徐恩曾、戴笠分任处长，第三处掌管总务，由丁默邨任处长。” 正是这三人在以后的民国特工史上分掌了中统、军统和汪伪特工总部。

第二处即是力行社特务处的原班人马。尽管该处建制从力行社归入军委会调统局，但“在行政上是独立的，不受军统局的指挥”。从此，戴笠可直接向蒋介石汇报工作，并试图摆脱力行社的控制。1932年秋“贺衷寒曾向滕杰提出特务处已开始独立，应该改组之意见，滕乃约贺与戴三人见面，贺直问戴其故，戴不悦，拍桌要走，经滕婉劝后，大家乃同意特务处对领袖交代的事，应直接向领袖负责，对团体决定的事则须向团体负责。”但戴笠在与徐恩曾竞争中，因侍从室内有很多力行社成员（侍从室一处、二处各有力行社一小组，共十余人），自然会得到组织的支持。担任侍从秘书的邓文仪与戴笠关系密切，又同为力行社社员。“在民国二十一年徐恩曾与戴笠两情报系统每日呈给蒋中正的报告是由邓氏整理后再呈报的。”这更有利于戴笠系统的发展。

五 与知识界的联络

前文谈到的“无组织”、“无干部”，大都是蒋介石在“党权建设”方面所面临的考验。而1932年以后，一个全新的课题——“政权建设”——摆在了蒋介石的面前。

蒋介石是军人出身，从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至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八年间，他的主要精力大都用于军事指挥。在打天下时，他更多的关注点是“军队建设”，依靠军权完成统一，并以此赢得“党权”，来巩固他作为孙中山继承人的合法性。在此期间，他没有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注政权建设。当1932年再次复出后，他对南京中央政权的控制相对稳定，“政权建设”就成为他政治生涯中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全新课题。特别是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所面临的新课题，使他深感“对于社会经济之组织，欲详切研究一番，苦无时间也。”（6月30日）以1932年日记观察，这一年来，他所接触的人、讨论的问题、关注的焦点，都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