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日记中还记下许多授课内容或对授课老师的评判，如4月12日：“晚与中大教授四人谈话皆为书生，叶元龙略有见地。”4月13日：“下午会客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中大刘光华皆有见解，非书生可比。”

同知识界如此密集的接触，是蒋介石以往从来不曾有过的。可以看出这些活动不是一般的人际交往，而是被蒋提到重要议程的有计划行动。

透过这批著名学者的讲课，不仅提高了蒋介石的治国能力，更重要的一大收获是很好地改善了他与知识界的关系，并吸引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如清华大学代校长翁文灏、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南开大学教授何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等纷纷加入国民政府。蒋介石能够延揽一大批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及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政府工作，不仅可以扩大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巩固统治秩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态，更解决了他人才匮乏的困境。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个问题，蒋介石吸收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都不是国民党员，他们参加政府工作后，占据了许多重要岗位，这自然引起党内各派的不满，这里即有反蒋的胡汉民、汪精卫等派系，同时也包括蒋控制下的CC、黄埔。尽管各派系之间的政治立场不同，但他们在反对蒋介石向知识界开放政权这一点上，彼此利益是一致的。而他们又不便对此公开指责，因此只能将内心的不满发泄到政学系身上，甚至将许多参与政府工作的学界精英也一同视为政学系成员。

当然，我不否认蒋在这一时期一直重用杨永泰、熊式辉等政学系要角。但象翁文灏、王世杰等许多知名学者，此前同国民党的确缺少渊源，反而因各种不同的政治背景或人脉关系，同政学系来往较多。因此，以往学术界在国民党史研究中，很多人也被动地接受了国民党内各派系的这一观点，认为蒋介石开始更多地依靠政学系，并寻着这一观念按图索骥，对号入座。我认为这一判断有待进一步商榷。

正是对党内干部的不满，才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把眼光投到党外，而非仅仅是集中在政学系一派身上。“近思旧识干部人才，几无一得，而本党原有之干部，更难多得。季陶、益之较有干才，而其消极、懒慢，不能为用，是为最大之不幸。其次则张岳军、蒋雨岩、朱骝先，亦只能尽一部之责而已。兹假定党务戴季陶、陈果夫、罗志希、张岳军。军事：何敬之、陈公侠。政务朱骝先，以马寅初任经济，王世杰任法律，蒋梦麟任教育，张岳军任内政、蒋雨岩、周鲠生任外交，俞樵峰任交通，未知其果能无误否。”（6月24日）

这年年中，蒋在日记中再次感叹道：“旧党员多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而非党员则接近不易，考察更难。古之山林之贤，今不可复见，而租界反动之流，多流氓之亚者。其在留学生中，大学教授中，职业团体中，旧日官僚而未在本党任仕有风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