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的闺蜜茱蒂过世了。我和她无话不谈。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视她如姐妹、如母亲，有时甚至视她为女儿，她是万能角色之王。一天她打电话说，她撞到了一件极诡异的事，舌头上居然长了肿瘤。之后不到一年，她就去世了，享年66岁。她到临终前都不想死。她死得很痛苦。如今她去了另一个世界。我每天都会想她，有时一天要想六七次。像这样一个周末，我本应和她一起去布里奇汉普顿看“春园”古董展。隔壁房间的壁炉栏就是她在古董展上发现的，壁炉上方贴的那张海鸥画也是她给我的，这一切才过了两年而已。转眼又是一个六月，每年六月我们中间就有一个人必做玉米面包布丁，这样的搭配虽然可笑，但我们都很喜欢，它的原料仅为玉米面包预拌粉和奶油玉米罐头。茱蒂的布丁里面总是放酸奶油，而我的则为无酸奶油版本。“嗨，甜心。”她每次给我打电话总这样称呼我。“嗨，宝贝。”“哈啰，我亲爱的。”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其他认识的熟人，她似乎从未直接喊过名字。我有一条她的白色羊绒披肩，她过世后我披了好几天。我把自己裹在披肩里，甚至披着它睡觉。但现在我舍不得披它了，因为这似乎是我的茱蒂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丝痕迹了。我要和她说话。和她共进午餐。我要她给我一本她刚刚读过的好书。她的一颦一笑仍然历历在目，我没法相信，她已离开，只余我独活。在发现舌头上长有肿瘤的几个月之前，茱蒂和我出去吃午餐，庆祝一位朋友的生日。那一年至为痛苦，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能听到熟人的死讯。吃饭时我说，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不该谈这个吗？我们每个人终归要走到那一步。死亡无处不在。

我们怎么躲得过？那位过生日的朋友说，噢，好啦好啦，我们不要纠结了。

是的，我们不要纠结。不要。

其实那个时候我想和茱蒂谈谈死亡，趁我们还没有生病、还没有油尽灯枯的时候。我想推心置腹地谈谈比如“你到了终点会想要什么”这个话题——呃，我确实提到了“终点”，但这是整个话题中最诡异的一部分。实际上，死亡并不给人终了或是不可避免的感觉。它似乎仍然……还是可以避免的。不过并非如此。我们的大脑有一部分明白所有人都会死，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又拒绝相信。

但我还是想和茱蒂谈谈死亡，这样等不可避免的事发生时，我们可以知道彼此的心愿，无论对方希望以何种方式告别人世，我们都可以相互成全。可一旦医生发现了她的肿瘤，这种谈话自然就成了禁忌。当你活得好好的，没有生命危险之时，立生前遗嘱会容易得多，因为那时它只是假设而已。如果我们谈过死亡，那现在会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没有得病，你肯定不知道死是什么滋味。你大可以想象自己视死如归，但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被吓破胆。你大可以希望自己会坦然接受死亡，但到了那个时候你很可能只会死命抗拒。你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是否致命，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也不知道能有什么选择。你甚至不知道能不能了解到预后的真相，因为真正的问题是：真相是什么？谁会告诉我们？我们难道真要听吗？

几个月以前，我的朋友亨利去世了。他是我们公认的幸运儿。享年82岁，一生多姿多彩，生活富足，事业成功。他对抗黄斑变性1的方式真让人为之喝彩，两年以来，他的朋友几乎都不知道他看不见。然后，他写了一本讲述自己逐渐失明的书，这本书的重量级很可能要胜于他这一生所有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