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拾年”二字，心中滋味万千。此刻，距离《城记》搁笔已整整十载。

经常是夜里才回到这张书桌前。一抬头，天色已亮。

那一年的7月13日，北京时间22时08分，新华社赴莫斯科记者发来急电：2008年奥林匹克盛会选择了北京。

中国的大门，不可逆转地向世界敞开了。这一刻，来得如此艰辛，为了这一扇门的打开，近代以来，多少无辜的生命为此付出。

中国，这个从公元六世纪开始，在一千多年时间里领跑世界文明的国度，自1840年以来，在列强的枪炮之下，经历了沉沉的失落。

一个自视为“天朝上国”之邦，对自己的文明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废旧书、废古物、废汉字的呼声日隆，虽然另一股力量在与之抗衡，期望“整理国故”以“再造文明”，但一次又一次，被集体的情绪湮没。

严复（1854～1921）把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1895）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译成了《天演论》，竟是以改编原著的方式，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植入中国人的心灵。

在赫胥黎看来，在自然界，物种之间的关系是竞争进化、适者生存，但人类存在一种伦理关系，能够互助互敬、相亲相爱，不同于物种之间的关系。但严复不以为然，认为人类社会也是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便略去赫氏著作之伦理学部分，只保留进化论部分，并在书中借题发挥。

有一天，我读到1955年梁思成（1901～1972）承受的责难——“如果要用机器的就都不要民族形式，用民族形式就成为卖国主义”，心中想到的，还是那一部《天演论》。

严复为什么把赫胥黎幻想的仁爱家园，变成了尚武社会？是他太想着给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下一剂猛药吧？

从自认技不如人，再到自认文化落后、人不如人，中国人的心灵经历了怎样的煎熬？1948年3月，朱自清（1898～1948）撰文反对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修缮文物之请，理由包括：“不同意过分地强调保存古物，过分地强调北平这个文化城”，“今天主张保存这些旧东西的人大多数是些‘五四’时代的人物，不至于再有这种顽固的思想”。言语之中，还透着《天演论》的逻辑啊。

东西方文明的悲剧性碰撞，在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一个巨大的投影——求富自强，总是伴随着对祖宅的摧毁、共同记忆的灭失，儿孙们顾不得思量其中的曲直，先是要把它荡平了再说。甚至，这才叫爱国。

这样的线索渐次演绎，便被掺杂太多的利益。一套逻辑哪怕持续一时，也会衍生既得利益，久而久之，逻辑也就是名义上的存在，但它还被立在那儿，因为可以掩护另一种逻辑。

北京如此伟大，难道我们还感觉不到吗？在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那一天深夜，我目睹长安街上欢腾的人流，心中充满对和平的祈愿，还有对这个城市的忧虑。

我又回到那一张书桌前，继续写那一部《城记》。回家路上，我看到元大都的土儿胡同、香饵胡同……被夷为了平地。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已把它建成了世界上立交桥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最堵的城市。我们付出了如此之代价，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现实。难道北京主办奥运、中国加入世贸带来的空前发展机遇，只会更加剧这样的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