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心理学角度还是从遗传学角度，这个解释都是极为深刻的。

席慕蓉热爱蒙古民族，热爱家乡人民，那么族人和乡亲们对她如何呢？我作为她的族人和老乡之一，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更热爱席慕蓉！

她曾在诗中写过一句：“在故乡这座课堂里／我没有学籍也没有课本／只能是个迟来的旁听生”。又说：“是的，对于故乡而言，我来何迟！既不能出生在高原，又不通蒙古的语言和文字，在稽延了大半生之后，才开始战战兢兢地来做一个迟到的旁听生。”（《金色的马鞍》代序）。这是极为谦虚的自我审视之言。然而广大蒙古族同胞和她家乡的人们却把席慕蓉看做是在故乡这座课堂里的最值得骄傲的高材生！

她的乡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众人的乡愁，这使得她的诗和散文不仅在汉文读者群中受到重视，译成蒙古文之后也在蒙古文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不仅是族人，就是读到她近十年来作品的其他民族兄弟，也都惊叹于她刻肌镂心的历史的审视目光和力透纸背的匠心的悲歌绝唱。”（哈达奇·刚《野马滩——蒙古语汉译文学选集》序言）

总之，席慕蓉的乡愁历经了三个不同时期的演变，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是创作者个人的追求与努力有以致之；但是，另一方面，也让人不得不以为天地间另有更为深沉的柔情和更为执着的意志借着席慕蓉的一支笔来向我们展现真相。

在此，我们期待她的新作，也祝福她的创作前程更为宽广与光明。

以上是我于二○○二年写的评论文章，当时将文章压了一些日子（这是本人多年来的习惯）后再阅读时又觉得还不够深入与全面，所以虽然寄给席慕蓉了，但自己只发表了蒙古文译文（内蒙古《花的原野》二○○二年第十二期），就再没有发表汉文文稿。

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席慕蓉竟然还保存着这篇拙作。并且，前不久还寄来她的新书书稿与一封信，信中要求我同意以这篇《席慕蓉的乡愁》作为她新书的序言。

此刻是二○一三年，离二○○二年已有十一年之久。而席慕蓉在一九八九年夏天，返乡旅程的第一站、第一处落脚的蒙古家庭就在寒舍，所以，我们相识更已是超过两个十一年了！

在这长久的时间里，在蒙古高原之上，越来越多的蒙古家庭都清楚地认识到了席慕蓉对蒙古民族和蒙古土地的热爱之情，我们这些蒙古人因此也非常敬爱她。如今能以拙文为她的新书作序，对我来说当然是件很高兴的事。

可是，在答应了她的同时，自己又深感不安，只怕我的所见或许太过肤浅，只好勉力为之。

多方考虑之后，我决定保留二○○二年的原文不动，只针对她的新书书稿，再来续写这篇序文，使其更趋完整。

主要原因就在于她的新作《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所谈的内容很丰富，涵盖蒙古族及蒙古高原其他游牧民族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诸多问题。这些书信里探讨的是至今仍有必要澄清的许多历史真相以及游牧文化本质的深层意义及思考。一般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学术著作中探讨的内容，都是学者们的研究对象。然而席慕蓉却把这些枯燥的历史文化话题从只有极少数学人阅读的学术著作中解放出来，以散文语言和书信形式，以故事化、情绪化的叙述方式呈献给读者。深入浅出，又亲切感人。

我在前文中说过：“席慕蓉的乡愁，经历了从模糊、抽象，发展到清晰、细腻，再发展到宽阔的演变过程。也可以说，经历了从个人的乡愁发展到民族的和整个游牧文化的乡愁的演变过程。这是一个作家思想境界和情感世界深化乃至神化的进程。”现在我必须说，在《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中席慕蓉的思想境界和情感世界更加深化乃至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