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虎雏说：“他内心深处觉得离开文学很可惜，总梦想在文学上健步如飞。50年代末就曾思考是否归队，一些好心人也劝他应该拿起笔。50年代，胡乔木曾给父亲去信，希望为他归队创造条件。父亲没有回信。第二次文代会时，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十二位作家代表，主席对父亲说：‘可以再写吧……’他对外不说，但在暗暗使劲，看看自己能否找回重新创作的能力。这是他长期摆脱不掉的念头，时常勾起联想，内心矛盾反复出现。不过，批《武训传》、批胡风、批胡适，很吓人，他写作的政治方面顾虑也就越来越重。”

三十年唯一一次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

凌宇在《沈从文传》中曾写到1958年周扬拟请沈从文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史树青证实此事，但在细节上稍有出入：“毛主席请沈先生当文联主席，沈先生告我此事。沈先生说，这是主席的客气话，我也不能去，我还是爱好文物。”

把一个被冷落多年、长时间默默搁笔的老文人突然推到文坛显耀位置，确实是惊人、变幻莫测的举动。

沈从文很久以后跟沈虎雏提到被推荐出任市文联主席一事，大致说了一个轮廓：“让我接老舍的班，我站起来辞谢了，会场下面鼓掌……”

50年代中期，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宴请沈从文等人，李维汉席间表示：“党看中你们，可以提出参加申请……”大家态度并不明朗，有的人说：“我们不够条件……”李维汉说：“也可参加民主党派。”有人说：“那里的一些人太次……”李维汉又说：“你们参加进去了，不就改变领导成分了。”

据沈从文后来讲述，在场的人多数都不热心参加组织。而他则认为，自己入共产党没资格，也没有进入政治领域的欲望。

家人对沈从文重新写作之类的事情有些担忧，而最操心的时刻莫过于政治风暴来临之际。张兆和对1957年至今还有后怕：“整风时也有人动员从文大胆发言，他居然没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说，否则他当右派跑不了……”

谈到1957年反右，同事杨文和回忆说：“沈先生不发言，别人找不着他什么问题。”李之檀说：“他没有讲过不满的话，领导抓不出什么问题。”史树青表示：“向党交心、反右，都躲过去了，主要原因就是沈先生不发言。沈先生曾向党交心，说我最怕划成右派，什么也不敢说。”

当时馆里鸣放时，一些同事侃侃而谈：“我感觉共产党与群众有壕有沟，不容易填平。”“文物可以出口，争取外汇。”“苏联很穷，也不怎么阔。”“农村干部都是土皇帝，农民恨他们。”等等。结果几个月后，发言者大多被打成右派。

老同事张友明谈到反右时期的一些事情：

当时单位共划了四个右派，按比例是够了。如果没有比例，我担心沈先生也逃不了。有一次连着三天斗我，主要是我信仰基督教的一些问题。沈先生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一天不得不发言，也就几句话，很有意思。大意是说，“你这个人不像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比你还像……”在那样大批判的关口，沈先生的发言实际上说得很轻。

他为人太好了，身上不带刺。

（1998年3月6日口述）

对于反右运动，沈虎雏谈到沈从文当时身上真实的另一面：“父亲一向不赞成文人从政，解放前就是保持这样个人理念。那时候邀请他参加，他不干。对一些政治活动家有反感，到了1957年，看了报上对全国著名右派的‘言论’宣传，他当然不会转而认同，也不会有类似的政治主张要鸣放。”

但是，沈从文的许多熟人、好友，连他的长子不久也被打成右派。沈虎雏回忆说：“哥哥成了右派，父亲心里很难过，但在家里也不太敢说打错了。学生汪曾祺也被打成右派，而且据说理由之一就是他对于沈从文的态度，为沈从文说过抱不平的话。”（2000年3月14日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