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编的新作《王昭君》一开始无人问津，后来总算由李世济出演。汪朗至今还记得父亲当时兴奋异常的情形：“他自己把唱词、道白用工整的小楷抄成幻灯字幕，有一位观众看完戏后，竟专门找他探讨书法。”

后来不少朋友劝汪离开京剧团这块伤心之地，甚至有一次胡乔木当场找了一张烟纸，上面写了“汪曾祺到作协”几个字。汪还是没有离开，他觉得京剧团自由、松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单位那么复杂。

在那段苦闷的日子，《受戒》、《大淖记事》已经开始谋篇成形。张滨江曾听他讲过《受戒》中的故事，梁清廉读了《受戒》初稿后，惊讶地说，小说还能这么写？她给杨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发表吗？”杨毓珉在一次会上介绍《受戒》的内容，引起在场的《北京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李清泉的注意。杨说：“这小说现在各报刊不会发表的。”李清泉散会后说：“我要看看。”就沿着这条线索索取《受戒》发表。

林斤澜说到汪的另一成名作《异秉》的发表经过：

汪曾祺当时跟文学界脱离，状态很懒。我说，把《异秉》交给我转寄吧。《雨花》的叶至诚、高晓声看后觉得很好，说江苏还有这么好的作家。但是两三个月没发出来，我写信问，叶至诚说：“我们也讲民主，《异秉》在小组通不过。组长说，我们要发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后来高、叶一定要发，高晓声还特意写了编者按。汪很欣赏编者按，认为他懂。

（1998年6月12日口述）

以后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上一发不可收，声名远扬。阎肃看了他的新作，打电话夸奖，汪哈哈大笑：“巧思而已，巧思而已。”

阎肃这才意识到，原来的戏剧园地对他来说太窄小了，从《受戒》中找到了真正的汪曾祺。他对汪曾祺说：“现在对头了。”汪曾祺说：“老了，老了，找到了位置。”

阎肃有感而发：“汪曾祺这个人没有城府，我没见过他发过火，从里到外都比较纯，甚至没有多少防人之心，他能瞧得上你就会跟你非常好。”他忆起“文革”中在上海写剧本时，与汪曾祺在街头小店喝黄酒长聊的情景：“我们不敢议论江青，也不提那该死的剧本，就是聊家乡的事、读过的好书、闻一多和《楚辞》及早年看过的好莱坞电影的明星，有一种穷人的乐趣。聊了契诃夫、易卜生、李商隐，说了不少西南联大、重庆抗战的事，后来他写的小说中画面、情节似乎都说过，但没有谈过《受戒》中的那个小和尚。很少谈论上面的事，无从谈起，也没有那个觉悟，只是有时看不惯而已。”

阎肃记得，“文革”初期他们谈过现代戏，认为京剧完全都搞现代戏不行，因为要失去很多表现手段，失去一些施展天地。

阎肃感慨而道：“他算是西南联大有才的学生，在文学上格外出众。古今中外的书读得多，记忆力好，经常纠正我记错的事情。对故里一往情深，对老师念念不忘，谈自己心仪的过去式女孩子。他有幽默感，谈吐中自然见风雅，年轻时也狂过一阵，女孩子一般都很喜欢这种幽默感、这种性情。他做淮扬菜蛮有味道，能做一手汪氏豆腐。后来基本上与世无争，不太争强好胜，不图一时之嘴快。”（1998年7月7日口述）

老友林斤澜评价道：“汪曾祺不问政治，不懂政治实际。但他对政治有幻想，有乌托邦的想法。”

汪曾祺曾在林斤澜面前表露过，对一位老友的变化甚感遗憾：“他后来变了，变得不潇洒，不清高，进了仕途就有所求了。”

汪曾祺颇为自负地说过：“喜欢我的人可能有风趣，我喜欢的人肯定有风趣。”

汪曾祺一生都弥漫着杨毓珉他们所说的书生气、士大夫气，成败俱在于此。1958年补划为“右派”的罪证是汪所写的鸣放小字报《惶惑》，结尾如此飘逸地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其中有一句最令领导们憎恶：“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这句话使他切切实实地付出痛苦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