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想一想，这篇后记实际上应是一封封未付邮的感谢信。

写这本书，前前后后大约历经十年。1993年从中国作家协会机关调到《北京青年报》工作后，基本上脱离了文学圈，再加上报社的任务较为紧张，几年内几乎中断了收集作家史料的活动，我自己一时也找不到写作的途径。

当初，我自定的目标是悄悄地写出一本《中国文坛运动史》。可是转悠若干年后，我明白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实在不堪此重任，渐渐地有些灰心丧气。

记得那是1997年秋末，报社文化部同事尚晓岚告诉我，她曾同《读书》编辑部负责人汪晖介绍过我的情况，汪晖表示愿意同我谈一谈。准确地说，当时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不知所措。在西长安街电报大楼东侧的一家清真饭馆里，第一次见到了早闻名学界的汪晖和编辑叶彤。正是他们的鼓励和指点，才有了日后在《读书》不定期刊发的系列拙作。

在此，我特别感谢尚晓岚，正是她的牵线，结束了我多年茫然的状态；特别感谢汪晖和叶彤，他们的点拨和严格要求，才使我有效地找到写作的方式。尤其是叶彤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对拙作提出修改意见，使我受益尤大，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让文章大为增色。

我也感谢曾发表拙作的《南方周末》、《黄河》、《书屋》、《社会科学论坛》等编辑部，他们和《读书》一样，都在背后推动我、督促我。

在几年采访中，得到数百位文学界内外人士的理解和支持，他们放下手头的工作，放弃了休息，接受了我的访问，并在史料查找方面积极替我排忧解难。没有他们，这本书是无法成形的。我只是这批中国文坛几十年风雨的亲历者口述的记录人，只是文学史料的一位整理者。请允许我在此，对书中出现的所有被采访者表示诚挚的谢意，谢谢你们的关照和鼓励！

我感谢《北京青年报》诸位领导和同事们的厚爱和宽容，报社内部的活跃气氛和进取精神也对我的学习有一个很大的推动。在这里，要特别提到《青年周末》一版编辑组何小娜、李立强、周燕，同一办公室的翟淑兰老师、陈新、张杰英、陈峻等，记者部《每日焦点》编辑组张力、袁力、孙丹平、楚贵峰，评论部董江宁、李玫、潘洪其、吴鑫、姬源等。这几年间，我作为这些集体中的一员，得到他们多方的帮助和包涵，令我永远难于忘怀。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一直希望尽可能地理清每一条发现的线索，翻阅每一页可能得到的材料，力图为本书的传主们建构一个主体的全息图像。可是要在一本书里完整地再现传主们在特定岁月中的每一时刻，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篇幅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还会有某些人证和物证未被及时地发现和查证，就此而言，我热切地盼望着那些曾经见证过事实而为我所未知的人们，能够时时给我以教正，以便我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加以及时修正和补充。

1999年陈明先生、范曾先生先后在报刊上撰文，对我所写的《丁玲的北大荒日子》、《午门城下的沈从文》的部分内容表示不同的意见。我尊重和理解他们表达的心情，在我这一边没有公开发表文章辩驳和解释。现在借把《读书》发表的文章重新扩写编辑本书之际，再次采访了有关人士，核实材料，在一些事实方面做了相应修订。对此，由于不慎重造成的部分细节失实，我承担自己这一部分的责任，并向陈明先生、范曾先生表示歉意。但是，在更正几处细节的同时，我依然保留了主要的事实，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史料，以便求教于行家和读者朋友。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事实真相会慢慢变得清晰起来。我们不是在追究、责怪个人的什么责任，而是探讨多少年政治运动凄风苦雨中的悲剧因素。范曾先生在《忧思难忘说沈老》一文中，对拙作的一些内容提出反驳的意见，文章最后写道：“我只是感到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普遍受到左的路线的冲击，其间发生的一切，原因非止一端，然而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颠簸，须要你表态、排队、坚定立场、表示忠诚等等，这其中包括我，也包括沈从文。”我个人同意范曾先生最后表白的这一观点，我也愿意在摆事实的基础上，同范曾先生进行有益的交流和争论。

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著名评论家唐达成先生在看到范曾先生的反驳文章后，曾在一次电话交谈中关切地询问过，他最后告诉我一句话：“一切以事实说话。”

唐达成先生在病中看完收在本书中的有关赵树理、老舍、沈从文、汪曾祺、浩然等文章后，曾在电话中谈了自己的感受，对我鼓励甚多，并提出一些问题让我注意。在他做完癌症手术后，坚持在病房或家中接受我的采访，谈了自己当年划了右派后在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的情景，他神色忧伤地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可惜的是由于诸种原因，有关右派在柏各庄劳改的文章一直未能完成，只能留待将来了。

因此，我想把这本书献给唐达成先生，以寄托无尽的哀思和缅怀之情。

我在电脑前写作这些文章时，十岁的女儿陈宵晗时常站在背后默默地看着。时间长了，她也能记住郭小川、老舍、沈从文等名字和他们的作品。但是，要给她讲清文坛政治运动中的故事是异常地困难，我无法回答她的提问。我常常惘然地想到：等到她们长大后，她们能够理解上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苦难历程吗？能够解读中国作家集体的无奈表现和个人的辛酸故事吗？

唯独希望的是，女儿这一代人再也赶不上这本书中所讲述的政治运动，再也碰不上那些祸害全民族的人为灾害。这本书文字里构筑的一切成了绝对历史，一去而不复返，那将是民族、国家的福音，是我们和女儿这一代人的幸事。

最后要感谢前辈作家林斤澜老先生，他在北京6月酷暑中为本书写序。他说，他要写一个独特的序言，超离本书，宽泛地谈出对文坛的理解。林老长期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和写作，目睹了北京文化圈几十年风云变幻。在我准备写作汪曾祺、浩然、老舍、沈从文等文章时，林老详细为我讲解北京市文联的历史演变和历次运动冲击程度，讲述了他所熟悉的京城文化人的故事，对我的写作帮助尤大。他在百忙中还抽出时间，为拙作的初稿提出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

感谢尊敬的老作家王蒙先生对这组拙文的长久关注，在几次谈话中他曾指出文中的许多不足和缺陷。他对中国文坛几十年变幻风云的深刻见解、知人论世的独到、大气，对我拓宽眼界、改正谬误有莫大的影响。他在序中对我的鼓励，让我惭愧不安，也促使我今后要下更大的苦功，力争有所进步。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张福海、马玉梅、王培元等朋友对本书的关心和厚爱，他们付出大量的、辛勤的劳动，他们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和细致的工作使本书去掉许多粗陋之处，我对他们心存一份感激。

谢谢李颖明先生精美的美术设计，他既注重整体效果，又在细节上刻意加工，融进自己的思考和个性追求。

谢谢余韶文、张维国、刘晓春、尚晓岚、黄集伟、孙小宁、邵东、丁东、邢小群、谢泳等朋友，感谢他们在拙著的后期制作时予以的大力支持。

就在昨天，一位老朋友在通读完全稿后对我说：“你应该感谢这个时代，它使你可以对历史多一份理性，对未来多一份期待。”我同意他的话。

作者

2000年6月2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