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约伯记》，它使我欣喜若狂。读完后，我在室内来回踱了整整一个小时，几乎失声痛哭起来……说也奇怪，这篇故事是我

一生中最早使我感到震惊的作品之一，我第一次读它时还完全是一个小孩子呢！”看来，无辜受难的问题如同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几乎折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辈子，难怪他的作品描写了那么多的苦

难，并提出了那么多的质疑。

当时普希金还活着，一家人常常围绕普希金展开激烈的争论，父母、姨妈、舅舅和外祖父等老辈人推崇浪漫派诗人茹科夫斯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姐妹则崇拜普希金。普希金去世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刚刚去世，他还没有从悲伤中摆脱出来，就又遭遇了新的打击，好似失去了一位慈爱的精神之父与伟大的导师。安德烈回忆说，在听到普希金的死讯及其全部细节之后，“兄弟们几乎都精神失常”。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一次对哥哥说，倘若不是给母亲守灵，他会为普希金穿丧服的。

183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进入舒沙尔开办的半寄宿中学念书。

1834年秋，兄弟二人转到列奥波利德的切尔马克寄宿中学念书。这所学校当时在莫斯科类似于普希金当年就读的“皇村中学”，在这里任教的都是莫斯科的一些著名教育家和学者，而且这所学校偏重文学课程。兄弟二人在这里如鱼得水一般，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和当代诗歌作品。他们隐约感觉到，缪斯已经频频向他们微笑致意了。

然而，就在他们酣然沉醉于未来文学梦想的时候，一连串的打击袭向了他们：母亲因病去世，普希金决斗而死。精神颓唐的父亲根本不理会他们的文学爱好，把他们送进了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期望他们未来做军事工程师。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成长与成名后的足迹，他的爱情和许许多多的故事都留在了那里，他的墓也留在了那里。

我曾经有一次从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故居博物馆门前经过，记得当时只是匆匆一瞥，心头就不禁一颤。那也是一栋淡黄色的小楼，和他儿时的居所相比，这里没有儿时的居所那么偏僻。在半地下室的入口处，一块小小的铜黄色牌子，昭示着那里曾经有过无数个值得我们追溯和缅怀的岁月。记得当时因事未能停下匆忙的脚步，总以为会找出专门的时间去拜访这个伟大的天才，可直到如今，仍是个遗憾。

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了彼得堡后，便很少回到莫斯科。流放结束后，他定居在了彼得堡，更是难得回到莫斯科。他最后一次回莫斯科，是1880年6月参加普希金纪念碑揭幕仪式。那时，正在连载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已为作家赢得了空前的声誉。6月8日上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发表了《论普希金》的著名演讲，立时轰动了整个莫斯科。当天他在给妻子的信中描述道：“安尼娅，

你永远也无法想象演说产生的效果！我在彼得堡的成就算得了什么！与这儿相比简直等于零。我一出场，礼堂里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我久久不能开始演说。我不断向大家点头致意，用手势请他们让我演说——什么也帮不了忙：一片狂热、激动的情绪（全是由《卡

拉马佐夫兄弟》引起的！）。我终于开始演说，每一页，甚至每一句，都被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我声音洪亮，充满了火一般的热情……当我最后宣告世界大同的时候，全场仿佛丧失了理智一般。当我结束演说的时候——我无法向你形容高声的喊叫和兴奋的号哭：素昧平生的听众在流泪，在痛哭，他们互相拥抱，并且彼此发誓做最好的人，今后不再互相仇视，而要相亲相爱。会场的秩序大乱，大家全都朝舞台上的我涌来：贵妇人、女大学生、国务秘书、男大学生——人人都来拥抱我、吻我。”